入木三分　　晉代王羲之，字逸少，是世上難得的才子。七歲就擅長書法，十二歲時在父”晉帝當時要到北郊去祭祀，讓王羲之把祝詞寫在一塊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層又一層，發現王羲之的書法墨跡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進三分深度，才見底，木工驚嘆王羲之的筆力雄勁，書法技藝爐火純青，筆鋒力度竟能入木三分。

袒腹東床　　16歲時，王羲之被郗鑒選為東床快婿。郗鑒有個女兒，年長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鑒愛女故要為女擇婿，與丞相王導與情誼深厚，又同朝為官，聽說其家子弟甚多，個個都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郗鑒就把自己擇婿的想法告訴了王丞相。王丞相郗鑒就命心腹管家，帶上重禮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聽說郗太尉派人覓婿，都仔細打扮一番出來相見。尋來覓去，一數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領著郗府管家來到東跨院的書房里，就見靠東墻的床上一個袒腹仰臥的青年人，對太尉覓婿一事，無動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對郗太尉說：“王府的年輕公子二十余人，聽說郗府覓婿，都爭先恐后，唯有東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著若無其事。”郗鑒說：“我要選的就是這樣的人，走，快領我去看。”郗鑒來到王府，見此人既豁達又文雅，才貌雙全，當場下了聘禮，擇為快婿。“東床快婿”一說就是這樣來的。

相聚蘭亭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農歷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謝安、孫綽等41人在紹興蘭亭修褉（一種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動）時，眾人飲酒賦詩，匯詩成集，羲之即興揮毫為此詩集作序，這便是有名的《蘭亭序》。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了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天時地利人效果發揮極致，據說后來再寫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第一行書”。

稱病棄官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無錫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他和許詢、支遁等人，開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書法興起。其后裔多擅書畫，作品掛滿廳堂、書房，人稱“華院畫堂”。后人定村名為“華堂”，沿稱至今。

會稽安逝　　東晉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卒于會稽金庭（今浙江紹興），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稱紫藤山），其五世孫衡舍宅為金庭觀，遺址猶存。梁大同年間（535－546年），嗣孫建豆腐干豆腐右軍祠于墓前。

書法風格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為歷代書法家所敬仰，被譽作“天下第一行書”。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備精諸體，冶于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其書法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中：“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一句來贊美王羲之的書法之美。傳說王羲之小的時候苦練書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筆的池塘水都變成墨色。后人評曰：“飄若游云，矯若驚龍”、“龍跳天門，虎臥凰閣”、“天質自然，豐神蓋代”。有關于他的成語有入木三分、東床快婿等，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征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諸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對王羲之心悅誠服，因而他享有“書圣”美譽。

作品　　王羲之真跡早于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歷來已被當作真跡看待。由于年代久遠，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跡一樣，對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斷。有稱為宋摹的，也有疑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則定為唐摹。它著錄極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種叢帖中，元以后的公私藏印及流傳歷歷可考與可靠，其珍貴性不言而喻。

造詣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當代留美書法新秀劉鐸曾贊嘆：“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鐘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鐘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后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鐘法新體有異，因而對于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后代書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于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于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爵、梁鵠書； 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于創造。他學鐘繇，自能融化。鐘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鐘家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竹扇題字　　據說有一次，王羲之到一個村子去。有個老婆婆拎了一籃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賣。那種竹扇很簡陋，沒有什么裝飾，引不起過路人的興趣，看樣子賣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著急。王羲之看到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說：“你這竹扇上沒畫沒字，當然賣不出去。我給你題上字，怎么樣？” 老婆婆不認識王羲之，見他這樣熱心，也就把竹扇交給他寫了。王羲之提起筆來，在每把扇面上龍飛鳳舞地寫了五個字，就還給老婆婆。老婆婆不識字，覺得他寫得很潦草，很不高興。王羲之安慰她說：“別急。你告訴買扇的人，說上面是王右軍寫的字”王羲之一離開，老婆婆就照他的話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軍的書法，都搶著買。一籮竹扇馬上就賣完了。

書成換鵝　　書圣王羲之很喜歡鵝，他認為養鵝不僅能陶冶情操，還能從觀察鵝的動作形態中悟到一些書法理論。有一次王羲之出外游玩，看到一群很漂亮的白鵝，便想買下，一問之下知道這些鵝是附近一個道士養的，便找到那個道士想與他商量買下那群鵝，那個道士聽說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買，便說：只要王右軍能為我抄一部《黃庭經》，便將拿些鵝送給他，王羲之欣然答應，這便成就了書成換白鵝的佳話。

巧補春聯　　大書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親手寫春聯貼之于門。因為他的字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難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聯一貼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舊寫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八個字的春聯，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對聯的人一看此八個字太不吉利，便掃興而歸。到了寅時，王羲之補了后半截，變成了“福無雙至今朝至，禍不單行昨夜行。”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聯的人見春聯變了樣，皆贊嘆不已，拍手叫絕。

不避之字　　斐松之、劉牢之、寇謙之、司馬孚之、司馬亮之、司馬景之、司馬曇之……王羲之的兒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孫子楨之、靜之。上述人為什么不避家諱？這里藏著個大秘密，與西漢張良有關的秘密。王羲之一輩人名有“之”字的12個，子侄輩有“之”22個，孫輩12個，曾孫13個，玄孫9個，五世孫4個……陳寅恪說這些人所以不避諱是因為都是天師道成員，這個“之”是暗號、徽章。而天師道老大張天師，是張良的八世孫。

道教情緣　　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書法藝術達到了 “登峰造極”的高度。究其成因，與王羲之信奉道教，書籍、道合一有很大的關系。土生土長的道教，很早就產生道教符。在抄寫經書時，必須由精于書藝的經生抄寫，而在書寫經本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潛移默化影響。歷史上諸多道家學者多是有名的書畫家，他們修身養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揮毫潑墨，落筆成體。王羲之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將修道和書法藝術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產生了具大的藝術魅力。　　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著深厚的家庭背景。王氏家族是東晉時最有代表的文化士族。從上到下，奉信黃老學說。《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記載，王氏家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又精通書道。”《道經》中記載了王羲之始祖王子晉向往神仙之靈虛，邁行放達于天臺北門金庭桐柏山（即今嵊州金庭）第二十七洞天(道界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故事。《潛夫論》記載：“因氏王氏，其后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

　　王羲之的家族是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大士族。無論是王羲之的祖上，還是其子孫、親戚朋友，都是虔誠的道教信仰者。同時，王氏家族還是名門望族，素來重視對家族成員文化素養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外其例他的祖父王正為尚書郎。他的父親王曠為淮南太守，曾倡議晉室渡江，于江左稱制，建立東晉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導更是名聞于世，是東晉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東晉的軍事統帥。瑯琊王氏在東晉可謂權傾一時，熾盛隆貴。晉室南渡北民南遷，在江南大融合。山東瑯琊國王氏望族，經王覽（206年-278年）、王正到王曠（約274年-328年）時，兩晉（266年-316年），發生“八王之亂”（290年-306年），歷16年，死30萬人。王曠善于審時度勢，效法先祖王覽，于東漢末年避亂南居30年。在五胡侵魯，瑯琊危急，299年開始，兩晉大分裂，北方大混戰。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后代子孫。其子獻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圣”。黃伯思《東觀徐論》云：“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后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后，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后戰亂中，其后世走亂，家譜遺失，后世分布在沈陽，海倫等地。現知其后世有王慶凱、王瀟丹等人。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圣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于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于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圣，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于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評鐘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范圍，但王羲之的書圣地位仍未動搖。“書圣”、“墨皇”雖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王羲之后因與驃騎將軍王述不和，稱病辭官，遷來金庭，晚年即在金庭養老，直至去世，也安葬在此。現有王氏后嗣于清代所建之家廟——金庭觀，觀右有一座古樸的石坊，橫額上鐫“王右軍墓道”六字。穿石坊上行山谷，是一條依稀可辨的鵝卵石鋪成的古墓道。盡頭處便是王羲之墓。

　　王羲之墓本身并不大，墓的制式與謝安墓相仿，也是青石條圍沿一土堆，類似杭州岳飛墓。墓前有大碑，鐫刻《蘭庭序》全文，碑體有些風化斑駁，許多地方字跡洇漫，只能依稀辨識。倒是相關的墓園規模相當大，大得叫人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