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少有才名，擅長寫詩文，乾隆四年（1739）24歲參加朝廷科考，試題《賦得因風想玉珂》，所吟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大司寇（刑部尚書）尹繼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得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外調做官，曾任沭陽、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推行法制，不避權貴，頗有政績，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33歲父親亡故，辭官養母，在江寧（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筑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

仕途生涯　　袁枚是清代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也是一位頗有賢名的縣令。他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乾隆進士，曾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任沭陽知縣。此時，正是所謂“乾隆盛世”，但在沭陽民間，卻是萬戶蕭疏、悍吏橫行的現實。一個沭陽縣，竟有“饑口三十萬，餓死者不計其數”。袁枚面對這“路有餓殍、哀鴻四野”的慘狀，拿起蘸著血淚的筆抒發感慨：“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髏髑，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筆尖，對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顧的貪官污吏，進行無情的撻伐。他要“紓國更紓民，終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開倉賑災，減免賦稅，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種抗災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還嚴厲管束家屬、下屬、衙役，不準擾民害民。在訟獄處理上，據史載，他“為政，終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訟獄立判無稽留”，大案也從速結案，加上治理有方，社會秩序較前穩定。他與耕夫、蠶婦、工匠、商販、書生皆有交往，不但關心農事百業，還躋身市場，“關心米價問江東”，心系民生。在封建時代，由于階級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這樣，已是難能可貴的了，百姓皆稱他為“大好官”。袁枚由于為人正直，厭惡官場傾軋，40歲時便辭官不做，定居江寧(今南京市)，住小倉山下，建隨園，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安于閑情逸致的生活中。　　乾隆十年，他離任沭陽時，百姓夾道送行，攀車餞酒，灑淚話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歲的袁枚，受沭陽知名人士呂嶧亭的邀請，又來沭陽作客，沭陽各界，一部分人曾趨前30里迎接。袁枚面對如此擁戴他的民眾，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他在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說：“視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則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愛民，民愛官，此真不失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他當時在沭陽縣衙(今縣政府內)手植的一株紫藤，至今仍生機勃勃，其葉蓁蓁，被列為沭陽縣重點保護文物之一。

文學生涯　　袁枚與趙翼、張問陶并稱乾嘉詩壇性靈派三大家。他活躍詩壇40余年，有詩4000余首，基本上體現了他所主張的性靈說，有獨特風格和一定成就。袁詩思想內容的主要特點是抒寫性靈，表現個人生活遭際中的真實感受、情趣和識見，往往不受束縛，時有唐突傳統。在藝術上不擬古，不拘一格，以熟練的技巧和流暢的語言，表現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藝術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靈巧的藝術風格。其中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兩類：即景抒情的旅游詩和嘆古諷今的詠史詩。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峽江寺飛泉亭記》等，駢文如《與蔣苕生書》、《重修于忠肅廟碑》等，傳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時期主要詩論家之一。繼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靈說。《隨園詩話》及《補遺》、《續詩品》是他詩論的主要著作。《隨園詩話》除闡述性靈說以外，對歷代詩人作品、流派演變及清代詩壇多有評述。《續詩品》則是仿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韻文簡括詩歌創作過程、方法、修養、技巧等具體經驗體會，即所謂創作“苦心”。與公安派相比較，袁枚的性靈說更有反道學、反傳統的特點，指出詩并非說教的手段，而要抒寫性靈。他把“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習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的追求。他并不一概地反對詩歌形式的聲律藻飾、駢麗用典等講究，只要求從屬于表現性靈。袁枚的性靈說較公安派前進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認為是明、清性靈說的主要代表者。　　袁枚文學思想還廣涉文論及文學發展、文體作用等各個方面，在當時有進步意義。但他的文論不及詩論影響深廣。

興趣愛好　　袁枚是個重視生活情趣的人，他愛金陵靈秀之氣，在他任江寧縣令時，在江寧小倉山下以三百金購得隨園。隨園舊為織造園（即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當時“園傾且頹，……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荒廢已久，袁枚購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此稱為“隨園”在《雜興詩》描寫隨園景致：“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如此詩情畫意，令人想往，也難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聲色，不復作出仕之念。隨園四面無墻，每逢佳日，游人如織，袁枚亦任其往來，不加管制，更在門聯上寫道：“放鶴去尋山鳥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袁枚以文學為終身事業，是清代的文學家，性靈派創作理論的提倡者。性靈即性情也。他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又說：“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他認為詩歌是內心的聲音，是性情的真實流露。文章以駢體最為擅長，頗得六朝體格，享文章之盛名數十年。其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討厭矯情，卻極重情義，其友沈鳳司死后，因無后嗣，袁枚每年為他祭墳，三十年未曾間斷，對友人的情義深重，令人感動。　　袁枚致力為文，著述頗豐，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隨園食單》……。其中《隨園食單》是一部有系統的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著作，全書分須知單、戒單、海鮮單、雜素菜單、點心單、飯粥單……茶酒單等十四個方面。有人傳說此文章《食單》好許做菜方法是聽來的，自己并不會做菜。在須知單中他開宗明義地說：“學問之道，先知而后行，飲食亦然，作須知單。”此篇可作為飲食通則，而戒單云：“為政者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飲食之弊，則思過半矣，作戒單。”此篇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單”一篇，此篇對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評述，此外還記載著不少茶制食品，頗有特色。其中有一種“面茶”，即是將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醬、牛乳等佐料，面中散發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經過茶葉熏過的火腿，肉色火紅，肉質鮮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個對茶、對飲食有相當研究的人。　六十五歲以后，袁枚開始喜歡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臺、雁蕩、四明、雪竇等山，安徽游過黃山、江西廬山、廣東、廣西、湖南、福建等地，喜愛品茶的他自然也會嘗遍各地名茶，并且將它一一記載下來。他描寫常州陽羨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較龍井略濃”。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說：“色味與龍井相同，葉微寬而綠過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銀針、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評述。　　此外還寫下許多茶詩，如《試茶》詩：“閩人種茶如種田，郄車而載盈萬千；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逌然……。”描寫福建人普遍種茶的情形，置身其中，仿佛進入茶世界。《湖上雜事詩》：“煙霞石屋兩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陽；萬片綠云春一點，布裙紅出采茶娘。”描寫身著紅布裙的采茶姑娘在“萬片綠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漁梁道上作》：“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間閑立久，采茶人散夕陽西。”可知他旅游時，除了欣賞群山萬壑、山澗溪流的美景之際，亦不忘留意當地的“茶葉文化”，可看出他對茶的鐘愛程度。　　袁枚70歲那年，游覽了武夷山，對武夷茶產生了特別的興趣。他先前對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濃苦，有如喝藥”，因此他向來不喜歡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夷山，來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卻讓他對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觀。他在《隨園食單．茶酒單》記載了當時的情形：“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試一二杯，釋躁平矜，怡情悅性。始覺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猶未盡。”這位茶葉專家從所用的茶壺、茶具到飲茶的步驟、感覺與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詳細而生動的描寫，一杯好茶的確能滌凈塵慮，撫平煩躁。　　袁枚認為，除了有好茶必須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長久，而要泡出一壺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對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門極重要的學問。對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敘：“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驛而辦。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則味辣，陳則味甘。嘗盡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一。然入貢尚不能多，況民間乎！”他以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產的茶為天下第一。　　接著他繼續提到收藏茶葉的方法：“其次，莫如龍井，清明前者號蓮心，太覺味淡，以多用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槍，綠如碧玉。收法須用小紙包，每包四兩放石灰壇中，過十日則換古灰，上用紙蓋扎住，否則氣出而色味全變矣。”可說是研究得相當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獨到的妙法：“時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滾便泡，滾久則水味變矣！停滾再泡則葉浮矣。一泡便飲，用蓋掩之則味又變矣。此中消息，間不容發也，山西裴中丞嘗謂人曰：“余昨日過隨園，才吃一杯好茶，嗚呼！”　　袁枚不愿在官場上爭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無羈無絆，優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歲高壽。有意思的是，雖然自身不愿涉及官場，但是袁枚卻有著獨到的政治眼光。曾經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時候，寫過這樣一句對兩兄弟的評判“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后面的事實證明，之后，和珅之后成為乾隆皇帝身邊第一紅人，和琳則成為著名將領，官至一等公爵。

文風簡介　　袁枚的古體詩長期以來更是受到忽略。實際上，古體詩創作集中體現了袁枚詩歌的天才特色，激情澎湃，縱橫恣肆，充滿生命力和創造性，呈現出不同于近體詩創作的美學特征，是我們全面認識袁枚詩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袁枚是清代中葉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詩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執詩壇牛耳近50年。他在考據成風的乾嘉時期，在重經學、重學問的詩壇上，以充滿創造精神、洋溢著天才之氣的詩作，獨樹一幟，非同凡響。

文學著作　　袁枚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新齊諧》24卷及《續新齊諧》10卷；散文 ，尺牘等30余種。　　袁枚之妹袁機亦甚具學識，《如皋縣志》、《杭州府志》、《清史稿·列女傳》皆有傳。袁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袁枚八年后寫成的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摯，流傳久遠，古文論者將其與唐代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袁枚收錄了許多鬼怪故事，以簡潔明了的筆法，寫成筆記小說《子不語》，與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齊名。袁枚也是一位美食家，寫有著名的《隨園食單》，是清朝一部系統地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重要著作。該書出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江蘇古籍出版社已出版《袁枚全集》共八卷。　　其中《小倉山房集》中的《黃生借書說》收錄到上教版初二語文第一學期（第22課）

文學主張　　袁枚為文自成一家，與紀曉嵐齊名，時稱“南袁北紀”。倡導“性靈說”。主張寫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主張直抒胸臆，寫出個人的“性情遭際”。主張“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歷作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這樣才能將先天條件和后天努力相結合，創作出佳品，認為“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發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后天也”。主張文學應該進化，應有時代特色，反對宗唐宗宋。他譏諷神韻派是“貧賤驕人”，格調派是“木偶演戲”，肌理派是“開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兒搬家”。他也反對沈德潛的“溫柔敦厚”說，認為“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主張駢文和散文并重，認為駢文與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與奇一樣不可偏廢，二者同源而異流，它們的關系是雙峰并峙，兩水分流。詩歌清新雋永，流轉自如。寫景詩飄逸玲。其中，和他的詩歌主張與風格相似的詩人還有鄭燮、趙翼、張問陶和黃景仁。朱庭珍評述袁枚：“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豪雄，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　　袁枚的文學思想有發展的觀點，對封建正統文學觀點及形式主義思潮有沖擊作用。另外，他強調駢文作為美文學的存在價值，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的詩多敘寫身邊瑣事，多風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會內容，有些詩趨向艷俗，不免淺薄甚至浮華。

觀點主張　　袁枚一生，歷任溧水、沭陽、江浦、江寧知縣，除了贏得賢明政聲之外，留下的文學著作也很多，有《小倉房詩文集》、 《隨園詩話》、《隨園隨筆》和筆記小說《子不語》等。《隨園詩話》是他的代表作，有獨特的文學見解。他提出“性靈說”，對儒家詩教提出異議。部分詩篇對漢儒和程朱理學發難，并宣稱“《六經》盡糟粕”。他主張直抒胸臆，詞貴自然，反對泥古不化，強調自創精神，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袁枚論詩主張抒寫性情，繼明公安派之后揭橥“性靈說”。這種文學論調與當時的吳敬梓、曹雪芹、鄭燮、張問陶等人的進步文學思潮、哲學思潮、史學思潮相互對應著。他認為詩必須有詩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反對儒家傳統詩論，認為艷詩可作。他的詩論為清代詩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對掃除擬古之作有積極作用。其詩多抒發個人的閑情逸致或嘆古諷今，往往隨性而發，富于情趣與意境，追求明白曉暢、清新靈巧的藝術風格。散文思想穎銳，部分作品直接揭露現實黑暗與官場腐敗。抒情作品則情感真摯，富于感染力，具有清新自然，文筆生動的特點。 他主張寫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肌理派是“玲。　　袁枚的文學思想有發展的觀點，對封建正統文學觀點及形式主義思潮有沖擊作用。另外，他強調駢文作為美文學的存在價值，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的詩多敘寫身邊瑣事，多風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會內容，有些詩趨向艷俗，不免淺薄甚至浮滑。

價值貢獻　　袁枚是個重視生活情趣的人，他愛金陵靈秀之氣，在他任江寧縣令時，在江寧小倉山下以三百金購得隨園。隨園舊為織造園（即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當時「園傾且頹，……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荒廢已久，袁枚購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因此稱為「隨園」。他在《雜興詩》描寫隨園景致：「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如此詩情畫意，令人想往，也難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聲色，不復作出仕之念。隨園四面無墻，每逢佳日，游人如織，袁枚亦任其往來，不加管制，更在門聯上寫道：「放鶴去尋山鳥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袁枚手植藤　　袁枚以文學為終身事業，是清代的文學家，性靈派創作理論的提倡者。性靈即性情也。他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又說：「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他認為詩歌是內心的聲音，是性情的真實流露。文章以駢體最為擅長，頗得六朝體格，享文章之盛名數十年。其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討厭矯情，卻極重情義，其友沈鳳司死后，因無后嗣，袁枚每年為他祭墳，三十年未曾間斷，對友人的情義深重，令人感動。　　袁枚致力為文，著述頗豐，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隨園食單》……。其中《隨園食單》是一部有系統的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著作，全書分須知單、戒單、海鮮單、雜素菜單、點心單、飯粥單……茶酒單等十四個方面。在須知單中他開宗明義地說：“學問之道，先知而后行，飲食亦然，作須知單。”此篇可作為飲食通則，而戒單云：“為政者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飲食之弊，則思過半矣，作戒單。”此篇正好與須知單互為表里。

評價　　“通天老狐，醉輒露尾”，這是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對袁枚的評價。

　　清著名詩人、藏書家。字子才，號簡齋，一號隨園，晚號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乾隆元年（1736）入京應考，場內老師宿儒、賢達文士近百人，而他年紀最輕。乾隆四年（1739）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分發江南，歷任溧水、江浦、沭陽，調江寧等知縣。39歲時辭去官職，筑園林于金陵石頭城下，名“隨園”，學者稱“隨園先生”。在園內種竹澆花，著述終日。幼即嗜書，苦于無錢藏書。作官后，以薪俸易書，積至40萬卷，筑藏書樓“小倉山房”、“所好軒”。自注何謂“所好”，味、色、花、竹、金石、字畫，皆有時有限，只有藏書，不分少壯、饑寒，讀之無限；還專門寫有一篇《所好軒記》。乾隆三十八年（1773）詔求遺書，將所藏書傳抄罕見者皆獻于清廷，并作有《散書記》以紀。藏書印有“道素之門”、“百石山房”、“華里神仙”、“錢塘蘇小是鄉親”、“此間樂”、“子才一閱”、“隨園珍藏圖書”、“小倉山房藏書之印”等。寫詩主張抒寫性情，反對儒家詩教。部分詩篇對漢儒和程朱理學進行了抨擊，并宣稱“六經盡糟粕”。多數作品則抒發其閑情逸致。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尺牘》、《子不語》、《隨園隨筆》等30余種。

袁枚墓　　袁枚死后即葬于隨園。其墓位于小倉山南嶺隨家倉的百步倉上，原為省級文件保護單位。墓原有石牌坊，上刻“清故袁隨園先生墓道”九字，并樹“皇清誥授奉政大夫顯考袁簡齋之墓”石碑一塊，碑文為古文家姚鼐所撰。“十年動亂”中均被全部毀壞。1974年3月，因建五臺山體育館，經批準，由南京市文件保管委員會對該墓進行了清理。3月18日開始，歷時3天，共清理墓葬三座。皆為磚室，長2.5米左右，其寬度僅容木棺一具，除葬袁枚本人以外，其余兩座均為女墓，當屬袁枚妻、妾。隨葬物有金簪3枚，金耳環2副，玉帶片20塊。以及玉管、銅鏡、瓷罐等。

袁枚故居　　隨園，位于南京清涼山東，小倉山麓，乃清學者袁枚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