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耒（lěi），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張右史，楚州淮陰人。因其儀觀甚偉，魁梧逾常，所以人復稱其“肥仙”。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歿于政和四年（1114年），享年六十一歲。他是宋神宗熙寧進士，歷任臨淮主簿、著作郎、史館檢討。哲宗紹圣初，以直龍閣知潤州。宋徽宗初，召為太常少卿。蘇門四學士之一。“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中辭世最晚而受唐音影響最深的作家。詩學白居易、張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但常失之粗疏草率；其詞流傳很少，語言香濃婉約，風格與柳永、秦觀相近。代表作有《少年游》、《風流子》等。《少年游》寫閨情離思，那嬌羞少女的情態躍然紙上，讓人羨煞愛煞，那份溫情美妙真是有點“濃得化不開”。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詞有《柯山詩余》，趙萬里輯本。后被指為元佑黨人，數遭貶謫，晚居陳州。

　　張耒原籍亳州譙縣(今安徽亳州)，后遷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區）。馬端臨《文獻通考》作“譙郡人”，秦少游《書晉賢圖后》記載：“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他在《思淮亭記》中稱“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祖父任職于福建，父親中進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檢法官，因親老，乞請離京做吳江知縣。母親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為譙縣知縣，歷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詩文名世，長于寫詩，深受當時的大詩人晏殊的賞識。正是在這樣的家庭里，張耒從小就受著正統的封建詩禮的熏陶，加之受業于“山陽學官”，少年時即表現出對文辭的靈感，“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投知己書》），十七歲作《函關賦》，傳誦人口。此后，他游學于陳州，得到當時在陳為學宮的蘇轍的厚愛。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出任杭州通判前，來陳州與其弟話別，張耒得以謁見蘇軾，頗受青睞，自此便成為蘇氏兄弟的門下客，并在東坡引薦下，應舉姑蘇。熙寧六年(1073年)，即張耒二十歲時，由神宗親策為進士，王安石負責提舉，授臨淮(今安徽泗縣)主簿，開始步入仕途。熙寧八年，蘇軾在密州修“超然臺”，張耒應約寫了《超然臺賦》蘇軾稱他“超逸絕塵”，有秀杰之氣，“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答張文潛書》)，這是他們詩文交往的開始。與此前后，張耒與秦觀、晁補之也有詩文唱和，結為知交。

　　熙寧六年至元豐八年(1073年-1085年)，張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一類地方官，并因秩滿改官不斷，往來京洛間，為政特別辛勞。“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悼逝》），“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上蔡侍郎書》）說的就是這段經歷。張耒為官清廉，他本想憑著他那微薄的俸祿養其親小，淡泊平生，然厄運頻頻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繼謝世，家境每況愈下，經濟拮據，生活困窘。

　　元豐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舊黨的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反變法派司馬光，蘇軾、蘇轍相繼奉調晉京。元祐元年(1086年)大臣范純仁薦舉張耒參加太學學士院考試。這次被薦參加考試的還有黃庭堅、晁補之等人，由翰林學士蘇軾命題，考試結果三人同被拔擢，張耒被任為秘書省正字，其后歷任著作佐郎、秘書丞、史館檢討，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年）春，蘇軾主持禮部貢舉，張耒被聘為讀卷官，入試院檢點審閱舉子試卷。元祐三年(1088年)，秦觀被召到京師，任太學博士，校正秘書，亦入蘇軾門下。在暇日與張耒或舉酒歡宴，或同游京都名勝，詩文酬唱，作畫題跋，互相砥礪，共受蘇軾薰沐。這是他們難以忘懷的歡樂年代，也是北宋文壇上的盛事。他們“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為貴”。館閣八年，張耒有緣披覽國家藏書，過著“圖書堆枕旁，編簡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學術也日有進益。

　　宋哲宗親政后，新黨得勢，竭力報復元祐舊臣，隨著蘇軾等人的被貶，蘇門弟子也受到株連。紹圣元年（1094年），張耒在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今鎮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紹圣四年（1097年）貶黃州（今湖北黃岡）酒稅監督，再貶復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門）監竟陵郡酒稅。元符二年(1099年)起為黃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歲的張耒一度內召為太常少卿，后又被啟用為兗州、潁州(今阜陽)知州，但為時都很短促。當時蘇軾自海南遷內地，張耒賦詩相慶；“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傳來，蘇軾于途中卒于常州。張耒在潁州舉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師。未想竟觸怒了上方，于崇寧元年(1102年)被貶為房州(今湖北房縣)別駕，安置于黃州，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內第三次被貶到那里，他在黃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樹枯木，蓬蒿滿眼，自然令人惆悵莫名，但“江上魚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給他不少安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腳下，張耒與蘇軾弟子潘大臨結為緊鄰，兩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節。據載，當時的郡守瞿汝文憐其家貧，欲為其購買一份公田，以種植豆粟蔬菜等，貼補家用，張耒敬謝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樂使他難以忘懷，故他自號為“柯山”。

　　崇寧四年(1105年)，秦觀的兒子自藤州(今廣西藤縣)奉父柩歸葬揚州，路過黃州時張耒臨江祭奠，他為好友的“竄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聲。淚水未干，黃庭堅又相繼去世。崇寧五年，宋徽宗詔除一切黨禁，張耒才得任便居住。這年冬天，他自黃州經潁州，回到故鄉淮安，大約住了一年多時間。大觀年間，移居陳州，監南岳廟，主管崇福宮。由于晚年長期賦閑，他貧病交加，《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聞韻客，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補衣裾。已病藥三暴，辭貧飯一盂。長瓶臥墻角，短褐倒天吳。宵寐衾鋪鐵，晨飲火數珠。”可以想見他當時已衣食不繼，三月不知肉昧了。

　　盡管政治環境是如此惡劣，生活是如此困窮，但詩人并沒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團屈服。以聞道蘇軾自負，終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擊也不后悔，且引為人生最大的志趣。詩人就這樣堅持著，繼蘇轍和晁補之謝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據乾隆《山陽縣志》載，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據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于兵。和為陜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后，可哀也。”

　　張耒平生仕途坎坷，屢遭不幸，可他從未忘懷操寫詩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為《柯山集》、《張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孫通海、傅信三人編輯的《張耒集》，收詩約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論、議論近三百篇，真可謂洋洋大觀矣!其詩早年體制豐腴，音節瀏亮，東坡稱之“汪洋沖淡，有一唱三嘆之音”，晚歲落其華，趨務平易，酷肖白樂天(居易)、張文昌(籍)，一時獨步吟壇；其文則雄深雅健。纖秾瑰麗，無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窮困，顛沛流離，后又屢遭貶謫，長期任地方卑官，對社會現實體察甚深，因而對勞苦百姓的關心也頗切，如在《勞歌》一詩中對那些“筋骸長彀”、“半衲遮背”的“負重民”以憐憫；在《和晁應之憫農》一詩中對那些“夜為盜賊朝受刑”的“南山壯兒”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為其“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糶官粟有感》)的憫農意識，才使他在政治觀點上追隨蘇軾，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而在實踐中則主張富國強民，改革弊政，以減輕人民負擔，這與司馬光等人純粹的因循守舊乃是有著本質區別的。與此同時，面對遼、夏對北宋的侵凌，他也積極主張開邊御敵，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馬》、《聽客話澶淵事》等無不洋溢著一股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讀來令人感奮不已。

　　張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學家，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其論文學創作淵源于三蘇，提倡文理并重，以為“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在《答李推官書》中他又明確申說學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在文章風格上，他反對奇簡，提倡平易；反對曲晦，提倡詞達；反對雕琢文辭，力主順應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張耒的詩文正是其創作理論的具體體現，長短利弊皆本于此。其文風近似蘇轍，蘇軾對他有“汪洋沖澹，有一倡三嘆之聲”的稱譽(《答張文潛書》)，張表臣也稱其文“雄深雅健，纖秾瑰麗，無所不有”(《張右史文集序》)。他擅長辭賦，《哀伯牙賦》抒發曲高者孤獨無與，媚眾者身安得志的憤悶，《鳴蛙賦》運用各類比喻形容蛙鳴，《雨望賦》描寫風雨氣勢，在立意遣辭上都有超過唐人辭賦之處(《復小齋賦話》)。議論文立意警辟，文筆高奇，如《論法》、《敦俗論》、《憫刑論》諸篇，均為佳作。張耒的詩歌創作成就卓著，汪藻稱其詩“體制敷腴，音節疏亮，則后之學公者，皆莫能仿佛”(《柯山張文潛集書后》)。《宋史》本傳也說他至晚年，詩風益務平淡，效白居易體，樂府效張籍。詩歌取材廣泛，在很多詩篇中反映了當時下層百姓的生活，像《倉前村民輸麥行》、《勞歌》、《和晁應之憫農》諸篇，無論是題材，還是表現風格，都與唐代新樂府詩極為相近。張耒詩以平易流麗明快見長，很少使用硬語僻典，蘇軾稱贊他“氣韻雄拔，疏通秀明”(《曲洧舊聞》卷五引)，晁補之亦謂“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花自開”(《題文潛詩冊后》)。他作詩喜歡學習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韋應物的篇章，開北宋詩人學習唐調風氣之先。他注重煉句，呂本中《童蒙詩訓》云：“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淺山塞帶水，旱日白吹風’，‘川塢半夜雨，臥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此類佳句可謂俯拾皆是。但是張耒的詩過分強調“滿心而發，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顯得粗率質直，朱熹曾批評說“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又云“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朱子語類》卷一四○)。張耒詞作不多，詞風柔情深婉，與秦觀詞相近。其《風流子》(木葉亭皋下)敘寫秋思離愁，鋪景朗倩，烘托愁緒無極(《草堂詩余》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張耒的文集，在南宋時即有多種刻本傳世：羅仲洪刊本《柯山集》十卷，汪藻刊本《張龍閣集》三十卷，張表臣刊本《張右史文集》七十卷，井晦之刊本《譙郡先生集》一百卷(均見周紫芝《書譙郡先生文集后》)。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種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呂無隱鈔本、《四庫全書》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遺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廣雅書局刻本，見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見于《柯山集》的詩文，均輯入該本《拾遺》。《張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url]萬歷抄本、清雍正七年謝浦泰抄本等。《張文潛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種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異。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點《張耒集》，較為完備精審。張耒還撰有《明道雜志》一卷，南宋慶元時陳升刻于黃州，現存明刻本、《唐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全宋詞》第一冊收其詞六首。《全宋詩》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錄其詩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跡見《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傳。近人邵祖壽編有《張文潛先生年譜》一卷。

　　張耒對詩文創作亦有他自己的觀點，其核心則是以理為主，辭情翼之。“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沖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飆，怒之為雷霆，蚊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傳)。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一時之學者奉為至言。平心而論，強調在創作過程的發抒真情、筆隨意驅，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確也是把握了文藝創作的規律，但一味地否認構思、修飾、琢磨、錘煉等在創作過程中的必要性，則又不免矯枉過正。作者本人的創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籬，因而多少顯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創作成就前未及東坡(蘇軾)，后不如放翁(陸游)，痼或即是。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詔追贈蘇軾為資政殿學士，贈張耒集英殿修撰，誥詞說：“四人以文采風流為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既概述了張耒等人的影響，又肯定了其文學成就，終于使張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蘇軾、蘇轍、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等相繼辭世后，仍作為文壇中流砥柱，傳道授業，光大文風。《宋史·文藝傳》稱其：“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