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從宋濂　　方孝孺師從“開國文臣之首”的翰林學士（正五品）宋濂，歷任陜西漢中府學教授（從九品1392-1398年），翰林侍講（正六品1398-1399年），侍講學士（從五品，1399-1400年），直至按照《周禮》更定官制，將侍講學士和侍讀學士（皆為從五品）合并為文學博士，并升任文學博士（正五品，1400-1402年）。建文年間（1399-1402年）擔任建文帝的老師，主持京試，推行新政。　　幼聰慧，6歲能詩，人奇其才。呼為“小韓子”15歲隨父兄北上濟寧，勵志攻讀。及長，承學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年），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起薦方孝孺，應征至京，在奉天門奉旨作《靈芝》、《甘露》二詩，甚合上意。賜宴時，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幾具，試其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舉止端莊，學問淵博，有期待日后輔佐子孫之意，厚禮遣回鄉。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而太祖則主張以猛治國，運用嚴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他沒有對方孝孺加以重用。[2]此后十年，居家讀書寫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歲時，仇家于叔爭訟，詞連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問罪。朱元璋見孝孺名，特名釋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薦，授漢中府學教授，深為蜀獻王賞識，聘為世子師。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繼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講學士，次年，值文淵閣，尊師以禮，帝讀書有疑，即召講解。凡國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時宮中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孝孺任副總裁。后調文學博士，奉命與董倫、高遜志等主持京考。

被殺爭議　　明初靖難之變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論史者繞不開的一個沉重話題。對方孝孺的評說日見分歧，一種觀點是秉承前說，將方孝孺定位為忠節奇儒，而另一種新出的說法卻將其稱作愚忠的典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說，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義。　　建文帝即位后，著手削藩，方孝孺積極參與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題中之意，此事上關皇位大統，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統，破壞的是立嗣以嫡以長的成憲，用今天的術語而言，就是破壞了憲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詔而身死，我以為這決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維護成憲，維護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國歷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個，其前有西漢文帝時的晁錯，在其同時有黃子澄、齊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為出名，一是因為方孝孺案株連人數之多(達873人)，二是因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誤，當然也是明顯的，此節已被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論定為帝暗臣疏，在此也無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賈誼分建諸侯之說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方孝孺作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卻未能使建文帝聽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難之禍。

以身護法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為一種存在，在更大的意義上只是一種名氣，一種象征。真正有效地統治國家，治理國家的乃是文官集團，乃是皇帝在“天子”名義下統率的文官集團。我們不能把皇帝的權力和權威視作無限制的大，正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分析的那樣:君權與相權的分設，政府對皇權的制衡，足以證明傳統政治體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專制二字抹殺之。美籍學者何炳棣曾花費數年時間，搜集了上萬份明代監生、貢生、舉人、進士的履歷表，統計研究后得出了一個結論，由科舉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團，其成員不僅經常變動，而且多來自于社會中下層，亦即并沒有形成壟斷統治權的文官貴族集團，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論者說，中國自宋代以后無史，循環而已。這也正從另一側面說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備及其與所依賴的經濟制度的配套適應。靖難之變中還有一處歷史細節，當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對方孝孺說:“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輔成王耳。”作為文官集團代表的方孝孺質問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詞窮，然朱棣能以馬上得天下，終不可以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護法的意義和效果，當然這已是后話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兩種方法，即顯微鏡目光和望遠鏡目光，亦即分析與綜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團成分的構成是分析手法(顯微鏡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綜合手法(望遠鏡目光)即是說: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歷史框架內，較長的歷史階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義，有以對其正確定位。“敘事不妨細致，而結論則要看遠不顧近”，這便是黃仁宇先生所謂的大歷史觀。由此而言，我們將某種似是而非的榮譽或責任推加到某個歷史人物身上，即便這個人是皇帝，而對事件、制度背后深層的地理、經濟原因(中國所處的亞洲大陸地理環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農耕文明)視而不見，是于事無補的。　　當我們冷靜、客觀地面對歷史時，我們應當作出這樣的評說: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氣節，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為人不免空疏迂闊，但決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蓋的。

克勤之子　　官歷文學博士，子希直。娶鄭氏，誥授夫人。同治癸亥，旨準崇祀文廟。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時。建文四年殉難，葬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有碑。幸蒼天不泯忠，不乏嗣，子彥祥年九歲，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嬰故事，隱居興國州鴻濱橋，生三子，省一。省二。省三，省一居興國州守先人墓，省二。省三遷湖北羅田縣石橋鋪，見山水秀麗，肇基茲土而有家焉。迄今二十余世，人丁蕃衍，星羅棋布，丁男日盛，南北縱橫五十余里，可謂義城望族。省三復遷回林家沖原籍。遷羅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擢江南糧儲道。子四人：宗甫。衡甫。權甫。憲甫。宗甫長子維邦。維谷居方家山，（憲甫居匡家沖另譜）。維魁生添瑀祖，瑀生四子。長應松生三子：長曰钅錄，開榮張戶；次曰鉛，開啟先戶。省二戶。璟瑄 戶；三曰钅鼎，開官武戶。應株開均仲戶。愿后嗣毋忠血統，當思水源木本之義。致于列祖分遷，親疏夫子派不在此限，后嗣勿替之耳。《敦睦堂~方匡八修宗譜》　　明蜀王賜正學公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膺綸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島方壸之間，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潛溪之后學，名聞九重；元英之云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孝孺之子 彥八公　　正一評事，誥贈禮部主事。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時。原配饒氏，誥封夫人，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時。生子三：省一。省二。省三。繼娶魏氏，誥封夫人。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時。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時。公妣合葬興國州南門外龜形有碑。

誅滅十族　　方孝孺的妻子鄭氏和兩個兒子方中憲、方中愈上吊死了，兩個女兒投秦淮河而死。家人之后，他的親戚朋友也都遭了殃。每抓到一個，都帶到方孝孺的面前，讓他看看，再行千刀萬剮，一共殺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鎮定自若，不為所動，還忙里偷閑，做了一首絕命詩，古色古香——“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論，詩做得很一般。當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時，他罕見地留下了眼淚。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絕告別哥哥：“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回家山。”看來這弟兄倆還真是一樣的驢脾氣。八百多人殺完了，輪到方孝孺了，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傳說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還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連書“篡”字，一共寫了二十四個半才斷氣。他的學生也是高干子弟，德慶侯、廖永忠的兩個孫子廖鏞、廖銘，偷偷撿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寶門外山上，隨后這兩個仗義的學生隨即被殺。方孝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被誅十族的人。　　除去殺的人，此案還入獄、充軍、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詩文在永樂年間是禁書，誰敢藏有，殺頭。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殘酷但是最露臉的殺人法殺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緣關系、沒血緣關系，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像牲畜一樣被殺掉了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余放還。”到萬歷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釋坐孝孺謫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余人”。“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兇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

思想主張　　方孝孺主張作文要“神會于心”，反對摹擬剽竊，其文風格豪放雄健。《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學術醇正”，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于東坡、龍川之間”。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筆暢達，言簡意明，為時人所傳誦。如《蚊對》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獸公然在白晝“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于草野，流離于道路”的猙獰面目。并指出對這些食人者如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則以“拇病為戒”，指出囧“天下之事發于至微而終為大患”，勸喻人們要防患于未然。

個人作品　　方孝孺說，他是見“世人之好誕者死于誕，……而終身不知其非者”而作(《遜志齋集》卷六)。可見《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誕”“好夸”的不良風尚，作之以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動地描述了慣于裝神弄鬼的越巫，被惡少裝鬼而嚇死的故事，鞭撻了招搖撞騙、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騙人者始則害人、終則害己這一古訓。敘事生動而簡潔，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雖不加議論褒貶，但傾向鮮明，讓人領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這在“終身不自知其非者眾矣”的封建社會，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遜志齋集》及《方正學先生集》等。由于永樂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傳于世的詩文是由后人輯錄的，因此其中難免雜有他人之作。據《南濠詩話》記載,《勉學》24首是陳子平作,《漁樵》1首為楊孟載作，《牧牛圖》為元人詩。

讀書種子　　首先，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被譽為“讀書種子”的大儒。這一美譽是明成祖朱棣的高參姚廣孝的創意。　　姚廣孝了解方孝孺，破城之前，曾請求朱棣，稱看重氣節的方孝孺不會輕易歸順，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明史·方孝孺列傳》記載：　　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當初是應允的，但在金鑾殿上，由于方孝孺的極不配合，嗜殺成性的朱棣最終違背了諾言，殘暴地滅了他的十族。　　說到方孝孺，古往今來的志士仁人心情都會非常沉重。惟有“讀書種子”這一美譽，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知識改變命運，不管改朝換代，滄海桑田，讀書求知永遠是人間真理。

滅十族　　第二個典故是“滅十族”。歷史上只有“滅九族”的酷刑，有史以來，“滅十族”惟方孝孺一人。　　朱棣篡位后，請“讀書種子”、第一大儒方孝孺為他起草登基公告，當然為思想正統、極端忠于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絕。《明史·方孝孺列傳》有這樣記載：　　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　　因為有求方孝孺，當方孝孺批駁朱棣將篡位辨解為“法周公輔成王”時，朱棣還是保持耐性說是皇室家事，意為讓方孝孺回避。偏偏方孝孺頂真到底，寧死不屈，暴君就露出了本性。　　也許是《明史》主編張廷玉等人對暴君朱棣有惻隱之心，《方孝孺列傳》只是說他被凌遲磔殺，并未記載被滅十族，株連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但明崇禎《《寧海縣志·方孝孺傳》、《明史紀事本末》、明末鄉賢大家黃宗羲的《方正學孝孺》、《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獻都記載他被滅了十族。另外，崇禎年間編篡的《熹宗實錄》也記載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還記載了當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續方姓一脈，至天啟二年，方孝孺十世孫伏闕上書以聞，得以贈恤的故事。　　己亥，詔恤先臣方孝孺遺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讀學士直文淵閣，當靖難師入，以草詔不從，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寧海謫尉魏澤匿之，密托諸生余學夔負入松江島嶼，以織網自給。華亭俞允妻以養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線。至是，其十世孫方忠奕以貢來京，伏闕上書，得旨：方孝孺忠節持著，既有遺胤，準與練子寧一體恤錄。　　除了死去的800多冤魂，更有數千人被流放、充軍，其中不少被折磨致死。“滅十族”是永樂皇帝朱棣的創舉，人們在惋惜方孝孺迂腐愚忠的同時，更應譴責朱棣的殘暴。但他的殘暴是針對他的敵人，對于百姓和臣服他的人還是很寬容的

臺州式的硬氣　　第三個典故是現代文豪魯迅給予的，他在紀念“左聯”五烈士的著名散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將柔石與方孝孺相提并論為“臺州式的硬氣”：　　古代寧海隸屬臺州。這一點評頗為經典。方孝孺作為封建皇族內部爭斗的犧牲品，他的愚忠不足為取，惟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為后人所敬仰。當代寧海人、臺州人都非常認同并贊賞這一評論，寧海還將其中的硬氣評選為寧海精神之一。

　　方孝孺（1357～1402年）， 明代散文家。字希直，又字希古。寧海（今屬浙江）人。曾以"遜志"名其書齋，蜀獻王替他改為"正學"，因此世稱"正學先生"。福王時追謚文正。

　　方孝孺曾從宋濂學習，他的文章、學問為宋濂諸弟子之冠。但他輕文藝，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他為世子師。惠帝時任翰林侍講，頗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詢，當時《太祖實錄》及《類要》等書皆由他總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發動爭奪皇位的戰爭。惠帝廷議討伐，詔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奪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詔書，他卻寫了"燕賊篡位"四字，，朱棣要滅其九族，方孝孺說滅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師一家也算上，為師族。 當時受株連而遇害的達 847人，就是滅九族的。滅九族時，對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根據歷史記載，宗族親友株連者達800余人。因此方孝孺也是歷史上唯一一位被誅滅十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