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晁錯（音cháo cuò）潁川（今河南禹州）人，漢初學者和積極的政治改革者。曾隨張恢習申商刑名之學，向伏生學《尚書》。主張中央集權。文帝時官太常掌故、博士、太子家令，遷至中大夫。有辨才，號稱“智囊”。景帝初，官御史大夫。曾先后上書言兵事、邊防，主張重農貴粟，力倡削弱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權貴忌恨。公元前154年，吳、楚等七國以“討晁錯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晁錯因此被錯殺。事跡見《史記》卷一百一、《漢書》卷四十九。《漢書·藝文志》載晁錯有文三十一篇，多數已佚年輕時學法家學說，晁錯最早是學“刑名之學的”，而后又被選拔去讀《尚書》，可以說是學貫儒法。漢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有辯才，號稱“智囊”。漢景帝時為內史，后升遷御史大夫。曾多次上書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削減諸侯封地、重農貴粟。吳、楚等七國叛亂時，他被景帝錯殺。晁錯的經濟思想，散見于《漢書》的《食貨志》、《袁盎晁錯傳》等篇。

短評　　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旋提晁錯為內史(皇帝秘書)，后遷御史大夫(副丞相)。　晁錯（死于公元前154年）是獻身于帝國大業的政治家，他在公元前155至前154年曾任帝國三個最高職務之一的御史大夫。據說他個人曾使《書經》免于亡佚，所以他不能絕對地被描述為反儒家的人。他比賈誼更堅強，是一個能有條理和系統地分析當時問題的務實的政治家。他勸景帝勇敢地對付諸王的挑戰；他總結了影響與匈奴關系的戰略和戰術；他力主采用為國家增加農業生產的措施。與賈誼一樣，他也很清楚秦的錯誤和缺點。

著作　　晁錯為人剛直苛刻，直言敢諫，為發展西漢經濟和鞏固漢政權制定并主持實施了許多積極政策，還寫出了《論貴粟疏》、《言兵事書》、《說景帝前削藩書》、《募民徏塞下書》等大量政論性文章。《漢書藝文志》有“晁錯三十一篇”之說，可惜未全部流傳下來。

　　晁錯力主振興漢室經濟，他發展了漢高祖的“重農抑商”政策。同時主張將內地游民遷到邊塞屯田，既開發了邊疆，又減少了內地對邊塞的支援，這些由晁錯主張或更定的措施，對漢初的經濟發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晁錯在任太子家令時，就上書文帝《言兵事三章》(后人稱為《言兵事書》)分析自高皇后以來對匈奴一直消極抵抗，片面求和的危害性，提出了“募民徒塞屯田”的主張，文帝采取了這一主張，“絕匈奴不與和親”。令大批內地人遷往邊疆屯田。晁錯為人剛直在政見上與群臣又每每不合，引起眾臣嫉恨。又加之晁錯的“削藩”主張，引起了諸侯不滿，景帝優柔寡斷未能采納，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終于釀成了“七國之亂”，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威逼景帝，景帝無奈，曰：“吾不愛一人而謝天下”，腰斬晁錯于西安東市，時晁錯四十六歲。

　　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晁錯有文章三十一篇，然大多已不存，現傳的只有散見于《漢書》中的《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賢良文學對策》等少數幾篇政論散文。作為與賈誼相頡頏的政論家，他的文章在內容上不僅應合當時時代的熱潮，積極總結古代圣王治世和秦朝覆亡的歷史經驗教訓，如其《賢良文學對策》答明于國家大體 時，為 竊以古之五帝明之 ，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時，為 竊以秦事明之 等，而且也與賈誼一樣，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時弊的滿腔熱情，將其視角敏銳地投向事關國計民生、政權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并通過分析論證，不失時機地提出切實可行的主張和具體措施，往往起到對現實的指導作用。

太子智囊　　晁錯年輕時，曾在軹這個地方向一個名叫張恢的先生學習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因此司馬遷曾說：“賈誼和晁錯明申商”，就是說他們都是法家。但是，應該補充說，他們并不是純粹的法家，因為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如晁錯，曾以文學，(指一般的學問)為太常掌故(負責祭祀的太常的一種屬官)，在此期間，被派到濟南伏生那里，去學習儒家經典《尚書》。學習回來以后，就向文帝講述《尚書》的內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賞識。文帝便任命晁錯為太子舍人，后又改為門大夫(這兩種都是太子的屬官)，再升為博士。　　大約在任博士期間，他寫了《言太子宜知術數疏》，文章指出：一個君主所以能夠建立留傳后世的功業，關鍵就在于通曉“術數”，即治國的方法和策略。他認為，君主必須懂得怎樣統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樣聽取下面的奏報，而不受欺騙和蒙蔽；懂得怎樣使萬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內就一定服從。懂得怎樣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這四項，是我為皇太子考慮的當務之急。晁錯駁斥了一些朝臣認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國家的事的意見，認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權而被臣下殺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國的“術數”的緣故。現在太子書讀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曉治國的方法，只知背誦書本，那是勞而無功的。他建議文帝選擇圣人之術中在當今切實可用的，賜給皇太子學習，經常讓太子在你面前陳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納了晁錯的意見，認為說得很對，于是就拜他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內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屬官，職責是主管庶務。由于晁錯善于分析問題，提出中肯的意見，深得太子劉啟的喜愛和信任，被太子家譽為“智囊”。他的言行，對劉啟有了重要的影響。

出謀劃策　　在文帝朝，晁錯除了輔佐太子外，還對當時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提出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大都切合實際，見識深刻，不但在當時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以后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貴粟疏》和《舉賢良對策》等，都是當時杰出的政論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擾狄道，隴西軍民以少擊眾，打敗了匈奴軍隊。晁錯乘機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對過去的歷史經驗和當時的事實進行總結，論述了抗擊匈奴的戰略和策略思想。他論述了戰爭中激勵士氣和選擇良將的重要性，著重分析了戰爭中地形、士卒訓練有素、武器鋒利三者之間的關系。他舉例說，水溝沼澤、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戰，戰車、騎兵二不當一；平原廣野，宜于戰車、騎兵作戰，步兵十不當一；河流山谷地區，高下相臨，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當一；兩軍逼近，平地交戰，宜用長戟，劍盾三不當一；道路曲折隱蔽，狹隘、險要之地，宜用劍盾，弓弩三不當一。這是講的地形與兵器使用的關系。士兵不經過挑選和訓練，作風拖拉，行動不齊，戰機有利時不能及時趕到，不利時不能迅速轉移，不能聽從指揮，這樣的軍隊百不當十。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武器裝備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斷送給敵人；士兵不會作戰，等于把將領斷送給敵人；將領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斷送給敵人，君主不善于選擇良將，等于把國家斷送給敵人。這四項，是軍事上的要領。晁錯還具體分析了漢軍和匈奴軍雙方的長處和短處。指出匈奴軍有三長，漢軍有五長，提出應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同時指出，漢朝地廣人眾，可興數十萬之師，以十擊一。晁錯還建議爭取少數民族共同抗擊匈奴。如義渠等族來歸附的有幾千人，生活習俗與長處和匈奴相同，可以發給他們精良的武器裝備，并派熟悉他們習慣并能團結他們的良將去統帥他們，讓他們把守險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則派漢軍守衛。這樣可以使兩者相互配合，發揮各自長處，這就是萬全之術。

真知灼見　　文帝對《言兵事疏》很贊賞，賜給晁錯詔書，以示嘉獎。晁錯接著又向文帝上了《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提出用移民實邊的辦法來代替輪番戍邊的辦法，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創新的建議。　　晁錯首先總結了秦朝戍邊政策的歷史教訓。那時，從遠地戍邊士兵不服水土，運糧困難，病死不少；加上秦法嚴酷，誤期要判死罪，終于激起陳勝起義，秦朝滅亡。他又分析匈奴軍時來時去、經常騷擾的特點，漢軍輪番戍邊的辦法無法對付，缺點很明顯。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實邊的新政策，其要點是：一、招募內地百姓到邊塞地區，長期安家落戶，先由政府供給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規劃耕地，直到能夠自給為止；二、按軍事組織編制移民，并實行軍事訓練，平時耕種，戰時出擊；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墻，深挖壕溝，并設滾木、蒺藜。這些措施，切實可行，足以鞏固邊防。同時，晁錯又在《論貴粟疏》中建議，全國百姓向邊塞輸納糧食，以換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贖罪，這叫納粟授爵。對晁錯提出的移民實邊、寓兵于農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諸實施。這個政策不僅在當時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開子歷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對后世影響很大。漢武帝時趙充國實行軍屯，三國時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錯移民實邊政策的繼承和發展。

國之賢良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晁錯在太子家令任內被推舉為賢良。文帝親自出題，就“明于國家大體”等重要問題，提出征詢(這叫“策問”)。當時賈誼已死，參加對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錯的回答為最好。晁錯的《舉賢良對策》成了西漢一篇著名的政論文。　　在回答“明于國家大體”的問題時，晁錯以古時五帝的事跡來闡明。聽說五帝十分賢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們親理政事，每天在正殿處理政務，在明堂頒布政令；各項措施上符天意，下順地利，深得民眾擁護。眾生萬物沒有不受其好處的。因此，氣候調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無災無疫，百姓安康。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國家的要領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終始”的問題時，晁錯以歷史上三王之事來闡明。聽說三王之時，君主與臣子都很賢明，所以共同商議政事，決定天下安定的大計，都以人情為根據。晁錯列舉了人情所希望的長壽、富裕、安定、閑逸，三王都不加傷害、阻止、妨礙，而是加以保護、扶持、愛惜。制訂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實行；動用民力，要根據民眾的情況，然后才去做。要求別人象要求自己一樣，寬恕別人象寬恕自己一樣。人情所憎惡的，不要強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強令禁止。這樣做的結果，是百姓和睦相親，國家太平安寧，君王地位鞏固，恩德延傳到后代。這就是明了一切根據人情來辦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直言極諫”的問題時，晁錯以五霸之事來闡明。聽說五霸不如他們的大臣，所以把國家大事托付給大臣，讓他們去處理。輔佐五霸的大臣，他們經常檢點自己而不敢欺騙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難而不避死，見有才能的人而不壓制，受俸祿不過量，不讓無能之人居高位。有這樣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們制訂法令，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為目的，而不“苦民傷眾”。他們實行獎賞，是表彰人們忠君孝親的功績，而不是無故把民財隨便給人，百姓就不會怨恨；他們施行刑罰，不是放縱自己殘暴之心去亂殺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國家的人，定罪量刑得當，犯罪者知道罪有應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說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請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對君主的暴虐行為，不應順從，而要幫助糾正，不使國家受害。糾正和補救君主的過失，顯揚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內無邪惡的行為，外無污濁的壞名聲。這樣來輔佐君主，可以說是直言極諫之士了。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的問題時，晁錯以秦朝的教訓來說明。聽說秦開始統一天下時，君主的賢明不及三王，他們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統一事業完成得很迅速，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因為地形有利，山川富饒，財用充足，百姓善戰；再加上六國的君臣都不賢能，意見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強。本國富強而鄰國混亂，正是統一天下的有利條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國。在那時，三王的功績都不能超過秦始皇。但是后來衰弱下來了，那是因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聽信了讒言之賊；大造宮殿，貪得無厭，民力疲盡，征收賦稅沒有節制；狂妄自大，自以為是，群臣恐懼，諂媚求存，驕橫放縱，不顧禍患；憑著高興而隨便賞賜，發泄怒氣而胡亂殺人；法令煩多殘酷，刑罰嚴厲殘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親自射殺百姓取樂；貪官污吏乘法令混亂之際，擅作威勢，獨斷專行，各自為政。秦末開始亂的時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貧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損害；最后，連皇族和朝廷大臣們也受侵害。因此，鬧得人人自危，個個怨恨，離散逃亡，人心渙散。陳勝帶頭造反，天下大亂，秦朝滅亡。晁錯這個分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比較中肯而切實的。　　最后，晁錯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還沒有十分富裕，盜賊還未減少，邊境尚未安寧。所以會這樣，想來是陛下沒有親自管理國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緣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會把有的大事耽誤了。我雖愚昧無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為陛下惋惜。　　晁錯的對策，深得文帝的嘉許，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為掌管議論政事的中大夫。

備受信任　　對地方諸侯王危害西漢王朝的問題，晁錯與賈誼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錯曾多次上書文帝，提出削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議。文帝雖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但十分賞識他的才能。當時，太子劉啟很贊成晁錯的建議，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則持反對態度。　　漢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劉啟即位，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錯為內史(京師長安的行政長官)。晁錯多次單獨晉見景帝，議論國家大事，景帝對他言聽計從，其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許多法令是經他的手修改訂立的。丞相申屠嘉對此心中十分不滿，但無法傷害晁錯，只好尋找機會。正巧，內史府坐落在太上廟(劉邦父親的廟)外面的空地上，門朝東開，進出不方便；晁錯就另開一個從南面進出的門，鑿通了太上廟外空地的圍墻。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過失，報請皇帝殺掉晁錯。晁錯得到消息后，立即單獨向皇帝說明情況。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狀，說晁錯擅自鑿開廟墻開門，請把他送交廷尉處死時，景帝對申屠嘉說：“晁錯鑿開的不是廟墻，只是廟內空地上的圍墻，沒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謝罪而退，一氣之下，發病不起，不久就死了。這樣一來，晁錯就更加顯貴了。

替罪羔羊　　朝廷討論削吳國封地的消息傳到吳國，劉濞就策劃發動叛亂。他先派中大夫應高到膠西王劉印那里去密謀，約好以聲討晁錯為名，共同起兵，并奪天下，“兩主分割”。劉濞聽了應高的回報，怕劉印翻悔，自己又喬裝打扮，秘密到膠西，親自與劉印訂立了叛亂的盟約，劉印又發使串連齊地諸國，劉濞發使串連楚、趙諸國，相約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吳王劉濞首先在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起兵叛亂，并向各諸侯王國發出了宣言書，以“清君側”為名，攻擊晁錯“侵奪諸侯封地，專以劾治污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之禮對待劉氏骨肉，所以要舉兵誅之”等等。同月，膠西王劉印帶頭殺了朝廷派到王國的官吏；接著膠東王劉雄渠、苗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進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　　七國叛亂的消息傳到朝廷，景帝立即在軍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烴侯周亞夫率領三十六將軍為主力，進攻吳楚軍；曲周侯酈寄攻趙軍；將軍欒布攻齊諸軍；拜竇嬰為大將軍，屯兵滎陽，監視齊趙方向，作為后援。景帝召見竇嬰時，竇嬰以有病為由加以推辭。景帝對他說：“現在國家有危急，王孫(竇嬰的字)難道可以推辭嗎？”竇嬰這才接受了任命。　　吳楚等七國聯兵反叛，以誅晁錯為名，使晁錯的處境十分危險。當此之時，晁錯本人又有兩件事處置失當，更增加了這種危險。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議，讓景帝御駕親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長安，使景帝產生了對他的懷疑，也給其他大臣提供了攻擊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預知吳王劉濞陰謀反叛之罪。本來，袁盎同晁錯兩人的成見就很深，每當晁錯在坐時，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錯也走：兩人從來沒有一起說過話。袁盎曾任過吳國相，接受過吳王劉濞的賄賂。晁錯當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審查過袁盎受賄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從寬發落，削職為民。吳楚七國反叛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晁錯還要進一步治袁盎的罪，對他的屬官說：“袁盎受過吳王的賄賂，包庇吳王，說他不會反，現在吳王造反了，應該審問袁盎預知吳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個屬官說：“現在這么辦恐怕沒有好處，而且估計袁盎還不至于會預先知道謀反。”由于證據不足，晁錯猶豫不決。但是，卻有人給袁盎通風報信，把晁錯的話告訴袁盎。袁盎驚恐萬分，連夜去見竇嬰，商量對策。他們都是晁錯的對頭，決定以謀害晁錯的辦法，來保護袁盎。

腰斬東市　　于是竇嬰入宮，請求景帝召見袁盎。當時，景帝正與晁錯商議調撥軍糧的事。景帝召見袁盎時，晁錯也在坐。景帝問袁盎：“你曾經當過吳相，現在吳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說：“不用擔擾，一定可以破吳。”景帝說：“吳王近山采銅鑄錢，煮海水為鹽，招引天下豪杰，頭發都白了，還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劃得十分周密，他會這么做嗎？你有什么根據說他無能為力呢？”袁盎說：“吳王鑄錢、煮鹽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誘呢？假如吳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會幫助他做正當的事，而不會反叛了。吳王所招引的，都是些無賴子弟和私鑄錢幣的亡命之徒，所以他們互相勾結作亂。”這時，晁錯插話了：“袁盎你策劃個好辦法出來!”景帝也問袁盎：“你有什么對策？”袁盎趁機說：“請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獨留晁錯在場。袁盎說：“我所講的話，臣下都不該知道。”景帝只好讓晁錯也退下。晁錯退到東廂，心中十分憤恨。袁盎對景帝說：“吳楚所發書信，說是晁錯擅自抓住諸侯過錯，削奪封地，因此以反為名，要殺晁錯，恢復原來封地就罷兵。當今之計，只有斬晁錯，派使者宣布赦免吳楚七國，恢復被削奪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統統罷兵。”袁盎這番話，完全重復了吳王劉濞叛亂宣言中的“清君側”的策略。景帝沒有識破它，同時也因為吳楚兵勢大，心中害怕，就聽信了袁盎的這番話。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說：“且看真實情況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說的那樣，為了對得起天下，我不會愛惜某一個人。”這實際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張，準備以犧牲晁錯的性命來乞求吳楚等國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裝，出使吳國。　　過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張歐、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陳嘉聯名上了一封彈劾晁錯的奏章，指責晁錯提出由景帝親征、自己留守長安以及作戰初期可以放棄一些地方的主張，是“無臣子之禮，大逆無道”，應該把晁錯腰斬，并殺他全家。景帝為了求得一時茍安，不顧多年對晁錯的寵信，昧著良心，批準了這道奏章。這時，晁錯本人還完全蒙在鼓里呢!　　誅殺晁錯完全是一種突然襲擊：景帝派中尉到晁錯家，傳達皇帝命令，騙晁錯說讓他上朝議事。晁錯穿上朝服，跟著中尉上車走了。車馬經過長安東市，中尉停車，忽然拿出詔書，向晁錯宣讀，這個忠心耿耿為漢家天下操勞的晁錯，就這樣被腰斬了。忠臣無罪，慘遭殺害，這真是一個悲劇啊!　　景帝殺了晁錯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職出使吳國，告知已殺晁錯，并恢復被削封地，要求吳王退兵。這時劉濞已打了幾個勝仗，奪得了不少地盤。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見劉濞，要他拜受詔書。劉濞狂妄地大笑說：“我已為東帝，還拜什么詔書？”于是不肯見袁盎，卻把他留在軍中，想讓袁盎參加叛軍，任命他為將領，袁盎不肯。吳王劉濞就派一名都尉帶五百兵把袁盎圍守在軍中，還想把他殺了。袁盎得到消息后，連夜逃出吳軍營地，最后回到長安。這樣，吳王劉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謂“清君側”是一個騙局。　　這時，從前線回長安來匯報軍情的校尉鄧公來見景帝。景帝問他：“你從前線回來，聽說晁錯已死，吳楚退兵了嗎？”鄧公說：“吳王謀反，已經準備幾十年了，為削他的封地而發怒，要求誅晁錯，不過是個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對晁錯一個人。現在殺了晁錯，我恐怕天下之士從此閉口，再也不敢說話了。”景帝問：“為什么呢？’’鄧公說：“晁錯擔心諸侯王國越來越強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議削奪他們的封地，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地位，這是對萬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計劃剛剛開始施行，竟全家被殺，這樣對內堵塞了忠臣之口，對外卻為諸侯王報了仇，我認為陛下這樣做是不可取的。”聽了鄧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殺了晁錯吳楚仍不退兵的事實，使景帝如夢初醒，他嘆了一口氣，對鄧公說：“你說得很對，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經晚了。鄧公這番話，顯示了他的見識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賞識。于是，就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用犧牲晁錯和恢復被削封地的妥協辦法不能使吳楚七國退兵，景帝就只有堅決使用軍事手段，來平定叛亂。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詔書，號召將士奮力殺敵，同時下令嚴懲參加叛亂的官吏，從而鼓舞了漢軍的士氣。在周亞夫等路軍隊的攻擊下，吳王劉濞兵敗被殺，其他六個叛王有的畏罪自殺，有的被處死。劉濞經過長期準備發動的叛亂，不到三個月就被徹底粉碎了。　　晁錯雖然犧牲了，但晁錯為之奮斗的事業還是被繼續下去。景帝在平息吳楚七國叛亂之后，趁機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諸侯王不得繼續治理封國，由皇帝給他們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諸侯國的官制，改丞相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這就使諸侯王失去了政治權力，僅得租稅而已。這樣一來，中央政權的權力就大大加強，而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錯在歷史上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晁錯當然不是完人，他的缺點很明顯，但是，在那個時代，他確是一個進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個政治家。明代李贄曾說：“晁錯可以說他不善謀身，不可說他不善謀國”，熱情贊揚了晁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顧個人安危的獻身精神。應該說，這種精神是很可寶貴的。

學問大家　　首先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晁錯最早是學“刑名之學”的，什么叫“刑名之學”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學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說晁錯是政法學院或者政法系畢業的。因為學習成績還不錯，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當上了太常掌故。我們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講究判決書的起草，要求判決書寫得很有文采，晁錯很有文采，所以選他做太常掌故。　　晁錯時來運轉是什么時候呢？是被太常選拔去讀《尚書》。我們知道，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古代的典籍失傳，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間，傳人一代一代地沒有了。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懂得《尚書》的只剩下一個人，叫做濟南伏生，但是等漢文帝找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不可能把他請到朝廷來，怎么辦？所以只好下命令說：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嗎？選拔一個可造之材，到濟南伏生家里去學。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就是晁錯。晁錯在濟南伏生家，跟著濟南伏生學了《尚書》，這就是儒家的學說，他原來學的是法家的東西，現在又學了儒家的東西，這叫做學貫儒法，學問大長，名聲也大長，回到朝廷以后，說起話來是頭頭是道。漢文帝說這是個人才啊，這個人才不能浪費了啊，那就去輔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來的漢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錯做了太子舍人，后來又做了太子門大夫，后來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個什么級別呢？算是一個中層干部。

智慧之人　　晁錯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別好，能言善辯，他進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儲君，就是他等著做皇帝，他平時不管事兒，他沒什么事兒做，晁錯又一肚子學問，就天天跟太子談學問，談得太子對他有點崇拜，經常和他坐而論道。太子的家人也對他有點崇拜，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智囊”。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他雖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個家令，或者還只是做一個門大夫等等，官職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時常研究國家大事，向漢文帝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他給漢景帝上了好幾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談兩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邊，一件事情是勸農，這篇疏文后來被收入《漢書》的時候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錯的本傳，一部分收入《食貨志》，收入《食貨志》的后來被命名為《論貴粟疏》。《論貴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晁錯，他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辦法的人，還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正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還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會來趟朝政這汪“渾水”，他一定會來管這個國家的事情。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中的大臣關系就不好，我們看《史記。晁錯列傳》里面有這樣一句話：說袁盎及諸大功臣都不喜歡晁錯，很不喜歡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過做個舍人，門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職權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員，只不過喜歡發發議論而已，大家都不喜歡他，一旦他進入中樞，擔任重要職務的時候，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漢文帝駕崩，漢景帝繼位以后就重用晁錯。因為漢景帝覺得晁錯是一個“智囊”，所以漢景帝一上臺，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是個什么官呢？內史負責的是京城地區所有的行政工作，相當于現在一個首都市的市長，所以晁錯是越過了副部級，直升正部級。這樣一來，晁錯恐怕是有點得意忘形，至少是有點趾高氣揚，仗著漢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見，不停地提建議，今天要改革這個，明天要改革那個，漢景帝還言聽計從，都采納他的建議，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興了。

能言善辯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場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矩，而漢代的政治在漢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國理念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張清靜無為，主張一動不如一靜，主張以柔克剛。總而言之是不喜歡折騰，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漢初的那些高級官員基本上是貴族，或者功臣，有的是當年跟著劉邦一起打天下的，雖然能力不一定強，但是熬熬年頭也就慢慢地熬上來了，所以大家對于像晁錯這樣一個靠著能言善辯、夸夸其談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錯這個時候應該怎么樣呢？應該夾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變法，像根“攪屎棍子”，攪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寧，大家對他就忍無可忍。　　第一個被惹毛的是當時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個岔子就要殺晁錯，找了個什么岔子呢？晁錯不是當內史嗎？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長，內史有一個辦公機構叫內史府，內史府有一個門朝東邊開，晁錯覺得這個門朝東邊開，出出進進不方便，他就南邊開一個門，南邊是什么？南邊是太上皇的廟，南邊開一個門就把太上皇的廟外面圍墻打一個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頭上動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說，我們明天上朝的時候彈劾他。不知道這個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錯得到消息之后連夜進宮去見漢景帝，就把情況都說了，漢景帝說：這個事情朕給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這個事提出來，漢景帝說：哎呀！這個事兒朕知道了，這個晁錯他是在太上皇廟的墻上開了一個洞，不過那個墻不是內墻，那是外墻。那我們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宮、太廟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墻，他開的是最外面的那個，沒戳到里面去，外面那個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閑散官員的，沒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漢景帝說了一句關鍵的話，這個事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沒有話說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錯一上臺就氣死一個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著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功臣啊，這樣的人都搞不定晁錯，還誰能擺平他？晁錯，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寵驕人，不把別人放在眼里。　　這里順便要說一下這個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們去看《史書》對申屠嘉的評價，申屠嘉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廉潔的清官，叫“門不受私謁”，什么叫“門不受私謁”？就是他在自己家里頭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員你不要到我家里來談事，有事咱們上朝，到辦公室去談。袁盎曾經找過申屠嘉，申屠嘉說：袁公有什么事嗎？公事明天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如果是私事，本丞相無私事，清官嘛，所以這件事情申屠嘉在這個朝廷當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說后來聯名上書要殺晁錯的廷尉張歐，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說了，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他辦案子有一個原則，就是他拿了這個判決來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發現如果這個案子有疑點，比方說證據不足，程序不對，發回去重審，如果交上來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確實是證據確鑿，這個人也確實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能赦免他，他會親自到監獄里去宣讀判決書，流著眼淚，一邊哭，一邊讀，說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然后弄點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這么一個人，你想這樣一個人都主張殺晁錯，你說晁錯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們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從政的晁錯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錯為什么不得人心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其他人主張不動，“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二個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較認死理。史記和《漢書》講到晁錯的時候都用了四個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嚴厲；直，什么意思呢？剛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個人又嚴厲，又剛直，又苛刻，又心狠，討人喜歡嗎？不討人喜歡。誰會喜歡這樣的人呢？誰會跟這樣的人成為好朋友呢？這樣的人怎么會有一個好的人緣呢，而沒有一個好的人緣，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這就是晁錯性格上的原因。　　晁錯的這個性格，我們在電視劇《漢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現。晁錯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嘩然，晁錯的父親就千里迢迢從潁川趕到長安來找晁錯，他是這樣說的：“必須這樣做呀!不這樣做，天子就沒有尊嚴，國家就不得安寧。”那么這個情節表現了什么，表現了晁錯的忠心耿耿，晁錯是一個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的人。按說這實在是國家的一個棟梁。但是晁錯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謀遠慮都有一點問題，什么問題呢？他是為國深謀遠慮，為自己一點都不深謀遠慮，所以《漢書》對他的評價是：“銳于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這樣的人，按照我們一般來說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大好人啊，大公無私，一心為公，一往無前，奮不顧身，這不是很好嗎？怎么不好呢？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不能為自己考慮的人，他往往也不能為別人考慮，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國情。國家是什么？國家是具體的人民構成的，人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為本，所謂以人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夠沒有人之常情，一個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別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個不把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兒的人，也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你既然不能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的話，你怎么為民眾謀福利呢？一個連自己都保衛不了的人，你能夠保衛國家嗎？所以對于這樣一種奮不顧身，我們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承認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問題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會有這么一個問題，我既然是一心為公的，誰反對我，就是一心為私，我既然是忠臣，誰反對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會以自己來劃線了，他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而一個人不能夠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他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兼聽則明嘛。那么你要兼聽的話，你就不能說我是一心為公的，你們是一心為私的。晁錯就是這樣，這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他那個一往無前，一往無前我們以前也認為是一個很高尚的品德，當然我們某些時候是需要一往無前，需要奮不顧身的，也需要執著，需要認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兒，什么情況，比方說你做學問，執著是好的，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個學者，一個科學家，一定要執著，一定要認死理，我認準了這個，我就這條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墻，我絕不回頭，也許就在我探索過程中，我還沒有碰到南墻的時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回的時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慮的問題，一件事情不僅僅是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他得看三步。而晁錯是執著，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也不考慮。　　而漢文帝是考慮的，所以他一再向漢文帝上書，漢文帝不采納，后來晁錯給漢文帝上書的時候寫了這樣一句話：“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就是說我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說了一些狂話，請英明的皇上來做出決策。漢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漢文帝批示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個國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見的人其實并不狂，但是做決策的人他糊涂，這就糟糕了。所以漢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建議沒有狂不狂的問題，什么建議你都可以提，但是決策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決策不能不英明，這個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結果是什么呢？采納晁錯的削藩策，而且讓晁錯自己來主持這項工作，這一下子麻煩就大了。

　　為什么說晁錯來主持削藩是不對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張嗎？為什么要主張削藩?他提出這個政治主張就讓他來推行不是很合適嗎？我們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樣的事兒。

后世論點　　對于這件事情，宋代的蘇軾，也就是蘇東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錯論》，《晁錯論》一開始，蘇東坡就提出一個觀點來，他說一個國家最困難的事情，最難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來天下太平，實際上埋藏著隱患，這個事情是最難辦的。因為你不知道怎么辦才好？那要怎么辦呢？只有那些特別的、杰出的、優秀的那樣一些人才可以擔當這樣一個重任，而晁錯不是這樣一個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錯其人非其人，削藩這件事情做是該做的，讓晁錯來做是不對的。因為按照蘇東坡的觀點，做這件事情要有三個條件：“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第一個條件，知其當然，就是事先把這個事情想得清清楚楚，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厲害關系，我如果做的話可能會怎么樣，我如果要做的話應該怎么樣，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錯想清楚了沒有呢？沒有想清楚。我們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個口號：“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這八個字，沒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沒有看見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覺得應該這樣做，沒有了，所以不具備第一個條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備第三個條件：“徐為之圖”，“徐為之圖”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夠的智慧和辦法慢慢地、不動聲色地來處理問題，他也不具備這個條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懼”，“事至不懼”就是事情來了以后不害怕，因為你做的事情，講清楚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難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著頭皮硬要做，你這叫“冒天下之大不韙”，你應該預計到，你一旦發動以后會引起強烈的反彈。你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麻煩，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做到臨危不懼，指揮若定，神閑氣定，然后“徐為之圖”，沒有。

當局者迷　　吳楚叛亂以后，晁錯自己也蒙了，可以說是景帝、君臣都蒙了，雖然他們有一點思想準備，討論過這個問題，說削藩以后，他們會不會反呢？晁錯說：不管他的了，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漢景帝說：是啊，是要反的，我們就搞他一下，兩個人說，真反啊，他們還真反啊，沒有主張了，完全沒有主張。

提出殺袁盎　　為什么要殺袁盎呢？因為袁盎原來是吳國的丞相，袁盎到吳國去的時候，他就不想去，他覺得吳王這個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是他是跟著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國家又強大，我去做一個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吳國他們兩個有矛盾，我夾在當中，我不是風箱里的耗子啊？他不想去。有人就跟他出一個主意，說你反正會喝酒，你去吳國以后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這個中央派使節來問吳國怎么樣？你就報告說吳王不造反，吳王沒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后來被晁錯找了個岔子罷了官，現在是一介草民。這個時候吳國一造反，晁錯就把他的御史府的人召集起來開會，說你看看，我主張把袁盎殺了，因為袁盎接受吳王的賄賂，老是來報告說吳國不造反，現在吳國造反了嘛，我們現在只要把袁盎一殺，我們就知道，他們兩個搞了什么鬼名堂了。結果他的下屬都不贊成，說這個部長啊，這個吳國要是沒造反，你把袁盎殺了，說不定還有用，你把袁盎抓起來看吳國有什么反應，現在吳國反都反了，兵都打過來了，你把袁盎殺了有什么用呢？再說袁盎也是我們朝廷的大臣嘛，不是吳國的大臣嘛，他怎么會有陰謀詭計呢，就不同意殺。不同意殺，晁錯就在那里猶猶豫豫舉棋不定，消息就傳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竇嬰。因為袁盎現在已經是一介草民，罷了官了，沒有資格見皇帝，竇嬰就趕快去找漢景帝，說你應該把袁盎找來問一問，因為袁盎是吳國的丞相，他熟悉吳國情況，我們現在既然要對付吳國造反，我們應該請袁盎來討論一下。　　漢景帝覺得有道理，就召見袁盎，召見袁盎的時候，晁錯在旁邊，漢景帝就說：袁盎，你曾經是吳國的丞相，你熟悉吳國的情況，你覺得吳國的造反能成還是不能成氣候啊，袁盎說：不能成氣候。漢景帝說：怎么可能不成氣候呢？你想想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那么有錢，一大把白頭發，他還造反，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會反嗎？袁盎說：吳國有錢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吳王招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會，這些人是沒有義的，不忠不義的人，不忠不義的人怎么能打得過我們正義之師呢？肯定不能成氣候。漢景帝一聽，這個人不錯，說你有什么好辦法說說，袁盎說：臣有一個主意，但是只能單獨和陛下匯報。景帝說：好好，走開，晁錯還站那兒，袁盎說：“國家機密，人臣不得與聞”，景帝只好跟晁錯說：你也走，晁錯就只好走掉了。袁盎說了一句話：“今計獨斬錯”，現在我的一個錦囊妙計就是馬上把晁錯殺了，因為古人打仗講究的是師出有名，你如果沒有名義去打仗是打不贏的，那叫做不義之師。現在吳楚兩國的旗號是什么呢？他不是造反，因為吳楚兩國一再說，我們不是造反，我們是“清君側”，我們是幫助皇帝，我們是鞏固大漢江山，那么最好的辦法，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號也好，是真實原因也好，最好的辦法是把他這張嘴堵起來。堵他這張嘴的辦法是殺晁錯，殺了晁錯，它就沒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不戰而退。“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亂。景帝就說，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兩個人的，這一兩條人命又算什么呢？這是晁錯的第一個錯誤，他不該提出殺袁盎，他不提出殺袁盎，袁盎也不會殺他。

他提出請漢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　　蘇東坡說：誰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險的，留下來看家是安全的，誰都知道的。你怎么能在這個緊急關頭，你怎么能把最危險的事情派給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給自己呢？這是沒有任何人會同意的，所以蘇東坡說：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滿。說你晁錯這樣做簡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線，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打敗了以后，你當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蘇東坡說，這個時候，沒有袁盎，晁錯也是死路一條。相反，如果晁錯這時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來的，這個禍是我闖的，我負責任，請皇上任命我大將軍，我帶兵去打，然后我沖上前線，我身先士卒，讓皇帝覺得很安全，他會殺你嗎？他只會派軍隊，給錢，給糧，給草，支援你去打。你打敗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勝了，打贏了，你是功臣，你怎么會想出這個餿主意來？ 　當然了，晁錯最大的錯誤那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認為他忠心耿耿，他認為他一心為公，他認為他一往無前，他認為他奮不顧身，他認為他給皇帝出了這個好主意，皇帝怎么著會保他，沒想到，文帝、景帝雖然在歷史上算是好皇帝了，同樣是要殺人的。這就是晁錯之錯，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干成一件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大事，他也太個人英雄主義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個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要有后盾的。而他這種孤軍奮戰，是既無后援，就是朝廷的大臣不幫他，也無后盾，就是最后皇帝也不幫他，皇帝也舍棄他。這就是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