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人，西漢散文家。約前206—前129。文帝時，為吳王劉濞門客，以文辯著名于世。吳王陰謀叛亂，鄒陽上書諫止，吳王不聽，因此與枚乘、嚴忌等離吳去梁，為景帝少弟梁孝王門客。鄒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茍合”，后被人誣陷入獄，險被處死。他在獄中上書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跡。梁孝王見書大悅，立命釋放，并尊為上客。

　　鄒陽有文七篇，現存兩篇，即《上書吳王》、《于獄中上書自明》。又《西京雜記》錄有他的《酒賦》、《幾賦》，不可信。從《上書吳王》可以看出鄒陽是一個有志于維護國家統一的人，在政治主張上與賈誼、晁錯有一致的地方。

　　因他是吳王的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于獄中上書自明》，情意懇切，在哀婉悲嘆之中包含著激憤感慨。文中反復征引史實，詞采華麗，多用排偶，有戰國策士說辭氣味。《漢書·藝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鄒陽列入縱橫家。

　　漢代立國之后，社會由戰亂轉為安定，農業獲得穩定發展，國力不斷增強。與此相伴隨的，是文化事業和文學藝術再度繁榮。漢代君臣多為楚地人，他們在將自己的喜怒哀樂之情和審美感受付諸文學時，便自覺不自覺地采用了《楚辭》所代表的文學樣式，從而創造出漢代文壇獨具風貌的賦。中國文學發展中一段輝煌的歷史便由此展開了。漢王朝立國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劉邦為代表的統治者對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缺乏深刻認識，劉邦曾明確表示不喜歡《詩》、《書》。陸賈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論文啟發并引導最高統治者總結前代王朝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同時，陸賈也運用賦抒發情志，為漢代文學創作揭開了序幕。

　　漢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備陸賈那種精神、氣質，他們集縱橫家、文學家的品格于一身。他們的修養、素質對漢初文學風貌的形成影響至深。同陸賈最為接近的作家當屬賈誼，他是促進漢代文學繁榮期早日到來的最重要的作家。漢初為鞏固剛剛建立的政權，劉氏集團先后消滅了具有實力的異姓諸侯，而廣建同姓諸侯。這些劉氏宗親不具備秦以前諸侯那樣獨立王國的地位，卻也具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他們不能像戰國諸侯那樣開疆拓土，于是，便向著經濟、文化、享樂方面發展。此時的諸侯國，還有養士的遺風。大國諸侯多禮賢下士，延攬人材。當時諸侯國的賓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則將注意力轉移到文學方面。漢初的劉氏宗親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劉氏子孫以文學見于歷史記載者有多人。

　　梁孝王去世和漢武帝繼位，是漢代文學由初期進入盛期的轉折點。它掀開了漢代盛世的帷幔，同時，也開始了漢代文壇的新紀元。武帝少時即好文學，即位之后，對文學之士的親幸，對文學事業的熱心推動，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時文壇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學侍從群體。這個時期，不僅作家隊伍壯大，所作賦的數量也多于其他時代，而且作品題材廣泛，藝術水平較高，特別是出現了一批足以代表這個輝煌時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壇，是漢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諫吳王書　　鄒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潛滋暗長的時期。承秦之衰，為了迅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劉漢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黃老學說，實行無為而治。到文帝、景帝時期，經濟上，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出現了封建史家所艷稱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劉漢皇朝日加鞏固，但諸侯王的勢力也在擴張，分裂因素不斷增加;思想文化上，諸子之學復起，士人的活動有一定的自由度，雖然不比春秋戰國時期任意馳騁，“合則留，不合則去”，但也可以講議集論，著書立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約于文帝中期，鄒陽與著名賦家枚乘、嚴忌(即莊忌，為避漢明帝劉莊名諱改)等先后應聘至富庶的吳國。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之侄，漢初封于吳地3郡53城，地理位置優越，擅漁、鹽、銅山之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實力已經相當強大。國富起異心。吳王劉濞招致流亡，延攬賢士，謀奪帝位。鄒陽至吳之后，吳太子赴長安朝見文帝，與皇太子博戲，無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盤)砸死。當時御吏大夫晁錯又向漢景帝建議削弱諸侯王封地。這些使得吳王劉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結其他諸侯王以及閩越、匈奴等，伺機叛亂。鄒陽微有察覺，寫下《諫吳王書》進行規勸。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盡管如此，在文中他還是不無憂慮地指出，如若輕舉妄動，“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從《諫吳王書》可以看出，鄒陽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見微知著地認識到中央集權的不可逆轉，具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戰國游士的風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然而吳王劉濞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了“七國之亂”，但很快被漢兵打敗，身死國破。　　鄒陽勸諫吳王后不久，即與枚乘、嚴忌離開吳國，來到待士甚厚的梁國。梁孝王劉武為漢景帝同母弟，原為代王，后改封淮陽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為梁王。因仁慈孝順，被追謚為孝王，后人稱之為梁孝王。在七國之亂時，梁孝王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為維護西漢王朝的統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勞顯赫，再加之受竇太后的寵愛，被授予天子旌旗，權勢“擬于天子”。因此故，他動了謀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賢納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齊趨梁國，鄒陽與公孫詭、羊勝、枚乘、司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下，梁孝王在謀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不過，這受到漢大臣袁盎等人的強烈反對，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殺了袁盎及其他與議大臣十余人。　　鄒陽死后，歸葬故里臨淄。在清朝咸豐元年(1851)正月，臨淄知縣鄒崇孟立漢鄒陽故里碑。《臨淄縣志》有記載：“鄒陽故里，在辛店莊，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豐元年正月，‘漢鄒陽故里’，臨淄縣知縣鄒崇孟”。后人有詩曰：“招賢納士漢梁王，善辯鄒陽是智囊；總有小人羊勝妒，一腔血淚著華章。”

上書洗冤　　起初，梁孝王謀議殺袁盎等大臣時，鄒陽持反對態度。羊勝、公孫詭本來嫉妒鄒陽之才，于是就利用機會向梁王進讒言，導致鄒陽下獄論死。鄒陽“恐死而負累”，留下惡名，為后人所詬病，就從獄中上書梁孝王，即《獄中上梁孝王書》，以自我表白。這是一篇為自己辯誣的作品，當是時，鄒陽“情至窘迫”(《古文觀止·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文后評語)，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聽信讒言將其下獄，若直說自己無罪，則等于直斥梁王昏聵，處境將更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將梁孝王偏信讒言說明，則又無以自白無辜。為此，鄒陽采用了高超的表達技巧，首先拈出“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從“忠、信”二字入手，避開正面指斥，廣征史實，論“讒毀”之禍，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跡。接著，從知人與不知人處落墨，說明要知人就不能聽信讒言，而應警惕黨人橫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為證，勸諫梁孝王真正信用賢才，“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為所用。該文比物連類，文采飛揚，詞多偶儷，語意層見復出，情意懇懇；又鋪張揚厲，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給人以戰國縱橫家的韻致。雖然文章所論忠信，觀念陳舊，但仍不失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觀止》。　　梁孝王看到鄒陽的上書大受感動，馬上釋其出獄，并向他深詞謝罪。當時，梁孝王派人刺殺袁盎等大臣的陰謀已經敗露，招致漢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滿。羊勝、公孫詭被迫自殺，梁孝王也膽顫心驚，深恐朝廷追究。在這危急關頭，梁孝王覺得鄒陽可用，就令其攜帶千金，設法不讓朝廷追究自己的責任。鄒陽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計見稱的齊人王先生。受其指點，他趕赴長安，見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長君。鄒陽雖為梁孝王說項，卻處處站在王長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聳聽，終于說服了他。然后王長君出面，說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鄒陽有文七篇，現存兩篇，即《上書吳王》、《于獄中上書自明》。又《西京雜記》錄有他的《酒賦》、《幾賦》，不可信。從《上書吳王》可以看出鄒陽是一個有志于維護國家統一的人，在政治主張上與賈誼、晁錯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獄中上梁王書》，情意懇切，在哀婉悲嘆之中包含著激憤感慨。文中反復征引史實，詞采華麗，多用排偶，有戰國策士說辭氣味。《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鄒陽列入縱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