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范作用。

　　他在文學觀點上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系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

　　擅長委婉含蓄地表達女子情懷，如獻衷心：見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妝同。閉小樓深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不如雙燕，飛舞簾櫳。春欲暮，殘絮盡，柳條空。如此間景間情，曲曲折折、層層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別的內心感受。重視歌詞的形式，也重視歌詞的內容，只是他認為，曲子詞主要是為上層社會游樂歌唱用資羽蓋之歡的，詞是艷曲，而文人詞又不同于民間詞。這種主張有進步意義，也有局限，但它卻代表著部分詞人的看法，他們的創作實踐也與此基本一致。

　　河南洛陽是羊氏一處世居地。曹魏、西晉及北魏均于洛陽建都，羊氏出仕者皆嘗居此。晉初羊祜更賜葬地于洛陽。由是之故，一部分羊姓子孫遂定居于此城。據《羊祉墓志》記載：北魏羊氏居宅建于洛陽城之徽文里。隋代羊瑋、羊本等人卒后都歸葬洛陽，說明當時羊族已多視洛陽為故鄉。唐代詩人羊士諤，雖題署鄉貫為“泰山”，但實居洛陽，他嘗作有《過三鄉望女幾山早歲有卜筑之志》詩，其欲卜居之女幾山，即去洛陽不遠(今屬河南宜陽)。根據江蘇淮安《羊宗史志》的記載：洛陽羊氏的世居在“洛陽縣東安樂鄉”，淮安羊氏便系出于洛陽。除了汝、洛兩支，南陽(今河南南陽)羊姓也頗有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