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戰
凡與步、騎戰于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為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車軍。」
晉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對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丑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于是率其眾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萃跋韓、且萬能等，率萬余眾歸。隆前后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本篇以《車戰》為題，旨在闡述車戰所應具備的條件及其在作戰中的作用問題。它認為，凡與敵步、騎兵交戰于平原曠野時，要實施車戰，即用偏箱車或鹿角車布列成方陣對敵，其作用主要有：一可增強部隊戰斗力，二可阻擋敵人沖擊，三可整飭和約束隊伍不亂。恩格斯在論及歐洲騎兵發展的歷史時，明確指出：“至少在軍事史上，戰車比武裝騎手的出現早得多。”（見《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卷１《騎兵》，戰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７月第１版）我國古代也是如此。據文獻記載，車作為作戰裝備而用于戰爭之中，在我國至遲在商周時代已經比較普遍了。但從戰國以后，由于社會生產的發展，武器裝備的進步，戰場條件的變化，此種只利于在平原曠野行動的車兵，逐漸為步、騎兵所代替；戰車由主要用于沖鋒陷陣的進攻性裝備，變為運輸輜重或作為防御作戰的障礙物了。
本篇正是從防御障礙物的角度，闡述了偏箱車、鹿角車在作戰中的作用問題。這與戰國以前所講到的戰車和車戰問題，是不盡相同的。
西晉咸寧五年（公元２７９年），武威太守馬隆率軍進討羌兵的涼州之戰，就是根據地形條件以偏箱車、鹿角車列陣戰勝羌兵的一個成功戰例。當時，晉兵只有三千五百人，羌兵則有萬余人，幾乎三倍于晉兵，并且利用有利地形對晉兵實施前堵后截。面對此種態勢，馬隆一方面充分發揮晉兵的勇敢精神，一方面制作偏箱車，設置鹿角車陣，“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給羌兵以重大殺傷，終于取得了平叛作戰的勝利。
大凡車兵同步、騎兵交戰于平原曠野之上時，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組成方陣，憑借此方陣對敵作戰，就能取得勝利。以偏箱、鹿角車組成方陣作戰，其作用就是通常所說的：一能保持斗力不衰，二能正面抗拒敵人，三能維系隊形不亂。誠如兵法所說：“在開闊地域作戰，就要使用戰車部隊。”
西晉時期，涼州刺史楊欣因與羌族關系不和睦，而被羌人所殺，致使河西地區與中原朝廷斷絕聯系。晉武帝司馬炎常為西部邊境安全憂慮，每次臨朝議政都嘆息地說：“誰能為我打開通往涼州之路，而討平羌敵呢？”朝臣沒有應答者。唯有司馬督馬隆上前奏道：“陛下如能任用我，我能討平涼州叛亂。”晉武帝說：“你若能消滅此敵，怎么會不任用你呢？只是不知將采取什么辦法？”馬隆說：“陛下如能任用我，就應當聽任臣下的自我主張。”武帝問道：“請講講你將采用什么辦法？”馬隆回答說：“我請求陛下準許招募勇士三千人，但不要過問他們以往是干什么的，我將率領他們大張旗鼓地向河西地區開進。憑借陛下的崇高威德，此敵何愁不能消滅！”晉武帝答應了馬隆的請求，并任命他為武威太守。馬隆受命后，立即招募勇士，其條件是，能靠腰部力量拉開三十六鈞強弩的人，并且當場立靶測試。自清晨至中午，共招到這種勇士三千五百人。馬隆自信地說：“足夠用了。”于是，親率其所募勇士向西進發，渡過溫水后，與敵相遇。羌族一部落首領樹機能等以萬金騎兵，或者憑據險要阻擋，馬隆前進，或者埋設伏兵截擊晉軍后路。針對此情，馬隆依據古法八陣圖制作了偏箱車，進入開闊地域時，就設置鹿角車營，遇到狹路地段，就做木屋裝在車上，一邊戰斗一邊前進，晉軍箭矢所射之處，羌兵紛紛應弦而倒。晉軍轉戰千里之遙，殺傷敵眾數以千計。馬隆率兵抵達武威后，羌族部落首領猝跋韓、且萬能等人率眾萬余不戰而歸降，馬隆前后擊殺和收降的羌兵達數萬人。其后，馬隆又率羌族歸順的部落首領沒骨能等眾，大戰樹機能，并將其擊斬，涼州叛亂完全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