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我國政治家、軍事家崇尚的選將標準便是文武雙全，德才兼備，而把只有武功的將領視作只不過是一介武夫，只配去沖鋒陷陣，對敵拼殺，而不能擔起統兵指揮的重任，所以自古以來便有一句感慨：“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很明顯，這里所說的難求的“將”，就是指那種智勇雙全、文韜武略皆備的統兵將帥。所謂的文武雙全，其內含是非常深廣的，其“文”當然不是指一般的有學問，而是要有很淵博的軍事知識和軍事理論素養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地理、天文，社會等方面的學識，按古人的說法就是“經天緯地”之才。而其“武”也不單是指武藝，更主要的是英勇善戰，善于把自己的軍事才干用于實戰，能夠克敵制勝，百戰不殆，也就是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然而，僅有這些才干還不足以成為杰出的將領，還必須有德，我國歷來非常重視這個“德”字，有“德”之人，才能稱之為賢才。那么，對于一個統兵將領在“德”方面的要求是什么呢？筆者以為正是本文所論述的“義、仁、德、信、智”這些方面。我國著名的兵法家，歷來都十分重視這幾個字，只不過提法略異而已，姜太公在《論將》一文中提出“五材”作為將領的美德，并明確回答：“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孫子（武）在其兵法的開卷首篇《始計第一》中，就明確指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諸葛亮在《將材》一文中提出“將村有九”，這九項標準中，除“步、騎、猛”是軍事素養方面的要求外，“仁、義、禮、智、信”五項以及最后提出的“見賢若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的大將修養，均是德方面的標準。除在《將材》一文中論述將領的品德修養外，諸葛亮還在其《將器》、《將善》、《將強》等多篇論述將領的文章中，從正反兩方面深入透徹地論述將應有的品德修養，如“五強”，要求將領“高節、孝悌、信義、沉慮、力行”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要求。孫臏在這篇文章中以生動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論述了“義、仁、德、信、智”。他把“義”比作“首”，把“仁”比作“腹”，把“德”比作“手”，把“信”比作“足”（可惜“智”一項殘缺，不知其所比），他這么一比，不用再多費唇舌，便使人得出結論，這幾項是一員稱職的將領所不可或缺的。哪一個健全的人也不能沒有頭，或缺手、缺足、缺肚腹，健全的人不能缺其中的任何一項，同樣的道理，合格的將領也不能少任何一項。這種比喻論證，確實言簡意賅，很有說服力。這篇文章不但比喻論證用得好，而且從反面論述其危害也用得很出色。孫臏一一指出不義、不仁、無德、不信、不智的惡果，從而反證“義、仁、德、信、智”是缺一不可的，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孫臏在內的著名兵法家為什么十分注重“義、仁，德、信、智”這類品德修養呢？因為這些品德修養，確實是一位杰出將領所應具備的、缺了任何一項，都會給統兵用兵帶來致命的后果。我們不妨拿《三國演義》中的重要人物作些比較。《三國演義》是我國一部流傳極廣、膾炙人口的名著，這部小說可以說是集我國兵法大成的形象化軍事教材。先看三國的首領人物，曹操可謂有勇有謀，能征慣戰，但在《三國演義》中他卻是為人奸詐，不仁、不義：為了滅口，他竟能殺了他父親的結義兄弟、熱情款待他的呂伯奢全家；為了穩定軍心，他毫不猶豫地問斬一名管糧官員作替罪羊；為防備暗殺，他可以裝著睡夢中殺衛士；為了嫁禍于人，他可以忍辱讓彌衡出使荊州；因為忌才，他便以惑亂軍心為由殺了楊修，等等方面，把曹操刻畫成了一個奸雄形象。劉備，作者是把他作為漢室后裔、正統代表來寫的，作者充分表現了他的仁義愛民，任用賢能等才德，但縱觀全書，也只不過表現了他作為一般皇室繼承人所具有的仁君品德，而遠非一位軍事家、政治家，這只須看他求得諸葛亮前的遭遇便可知道，空有關、張、趙等蓋世猛將，卻連個立足之地都沒有。再從幾件具體事上，也可看出他并非理想人物，從新野往荊州撤退時，帶著大批難民，一天只能行軍十多里，結果救不了百姓，反而弄得軍隊元氣大傷，劉備連夫人也失去了，這只能說是“婦人之仁”；劉備在娶了孫尚香之后，居然甘當江東駙馬，沉醉于富貴溫柔鄉中，若不是諸葛亮授予趙子龍三個錦囊妙計，還不知結果如何呢？更典型的是，他只知為兄弟報仇，心中只有哥們兒義氣，全無國家社稷，置諸葛亮等的苦諫于不顧，帶領大軍討伐東吳，又瞎指揮，在樹林地區連營七百里，結果被陸遜一把火，燒了個精光，75 萬大軍全軍覆沒，可見，劉備也不是理想人物，孫權繼承兄業，也能招欖賢才，振興江東，但在作者筆下卻有優柔寡斷、大志不足的缺陷。僅以赤壁大戰之前的決策情況來看，他聽了張昭等人的主和言論，又聽了諸葛亮、魯肅的主戰言論，顯得主見不足，缺乏決斷的氣慨，最后還得周瑜力排眾議，他才能最后下決心。再看他的全部歷史，他從未有過北伐中原、統一全國的想法，最多也只是想收回荊州，茍安江南而已。孫權也不是理想的形象。至于其他實力人物，董卓殘暴荒淫；袁紹既剛愎自用又優柔寡斷；袁術只知驕傲自大，實際才疏識淺；呂布有勇無謀，沉迷酒色，而且剛愎自用。所以，他們雖都曾勢大一時，卻都很快滅亡了。至于說到統兵將帥，決策謀士，最主要的應數諸葛亮、周瑜和司馬懿了。周瑜不失為年輕有為、英勇善戰的帥才，可惜他又是個胸無全局、氣量狹小的人物，他能輔佐孫策、孫權平定江東，稱雄一方；他能正確分析曹軍，力主抗戰；他能利用蔣干、黃忠，騙過曹操，讓曹操中計；他也能指揮火燒赤壁的大戰。但是，他卻不懂劉、孫聯合的大計，只知妒賢忌能，三番五次要除掉諸葛亮，結果，反被諸葛亮三氣身亡。羅貫中筆下的司馬懿，不失為一位足智多謀的軍事家，多次為曹魏挽回劣勢，但在諸葛亮面前，他卻只能是甘拜下風，自嘆弗如，甚至在諸葛亮的空城面前不敢進，在尚方谷差點喪命，被諸葛亮的神像嚇得落荒而逃。至于有名的大將，當然首推關羽，他確有赫赫戰功：溫酒斬華雄，萬軍之中斬顏良、殺文丑，過五關斬六將，可謂勇猛過人，有仁有義，但后來卻驕傲自大，不顧大局，失荊州、走麥城，落得“虎落平陽被犬欺”，成了無名小卒的俘虜。張飛曾威震長坂橋，大吼一聲，嚇退曹操百萬大軍，智勝嚴顏，智取張，可算勇猛超人，而且粗中有細，但卻改不了粗暴的脾氣，最后落得身首異處。馬超曾憑一桿槍，殺得曹操割須棄袍，靠一棵樹僥幸逃命，卻中了曹操反間計，落得功虧一簣，反勝為敗。在諸將之中，趙子龍可算得十分完美的了，論勇猛和武藝，他可在曹操的百萬軍中殺進殺出，單騎救幼主；論仁義，他曾一拳打倒為他作媒的桂陽太守趙范，只為這個結拜兄弟想把寡嫂嫁給他；說智謀，他也曾逞威北山寨，殺得眾曹軍心膽俱寒；至于他的忠心，那更不用說。可是，作者卻從沒有讓趙子龍扮演過“獨當一面”的統兵重任，無從顯示他的帥才，而只是一員虎威大將而已。至于其他有名有姓的大將，在羅貫中筆下，盡管也各有過人之處，各有顯赫戰功，但比起關、張、馬、趙來已是多有不如了，更何況理想形象。現在再來看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他未出草廬，已有“三分”妙論，對當時的形勢及事態發展的精辟論述已展現了他“經天緯地”的雄才大略。他出山后小試身手，兩把火便燒得曹操的20 萬大軍焦頭爛額，潰不成軍。赤壁鏖兵、更充分顯示了他的才華智謀，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借東風、三路伏擊，三氣周公瑾，每一項都是人所不及。接下來的取西川、巧退五路兵、平南蠻七擒七縱、八陣圖嚇退陸遜、六出祁山屢勝司馬懿，每一次都顯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大仁大義，大忠大信，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己”。論“義”他確實公正無私，街亭失守，并非他的過錯，地不但揮淚斬了馬謖，還自貶三級；論“仁”，他對軍兵、百姓的愛護自不必說，僅對南蠻孟獲七擒七縱，就足見他罕見的寬大仁慈；論“德”，他在《出師》一文中提出：“士未坐，勿坐；士來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在《哀死》一文中，又說：“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后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他不但如此主張，更是身體力行，他在平南中火燒藤甲軍之后，便深深自責說：“盡管我有功于國家，我卻必定減壽了！”在班師之時，還特別鄭重地在滬水岸上，設香案，擺上許多祭物，親自撰寫祭文，親自主祭，哀悼征南死難的蜀軍兵將和南人亡靈。回到成都之后，他又奏請后主批準，給平南將士家屬以優厚撫恤；論“信”，他在和司馬懿決戰前夕，仍讓該換防的軍兵如期回漢中，令眾軍大為感動，自愿留下參戰；論“智”，那更不用多說了，前面列舉的一個又一個光輝戰例，無一不閃耀著他智慧的光芒。所以說，諸葛亮確實是我國人民理想的化身，是羅貫中塑造的我國兵法家理想的杰出軍事家。盡管諸葛亮只是小說中的典型人物，而非現實中的完人，但在他身上畢竟體現了我國人民的理想。當然，在我國歷史上，也并非沒有近乎“完美”的人物，李世民可以算得上一位。不說他的文治，單說他的武功，也可稱得上一位杰出的軍事家了。從他十六歲投軍便出謀解了雁門關之圍，救出隋場帝，到他輔佐父親李淵起事，平定諸路群雄，身經百戰，可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間，他的勇，他的智，他的仁，他的義，他的信，在本書前面舉的他用兵作戰的一些戰例中已有充分表現。無疑他可以稱得起我國歷史上的英明君主，卓越軍事家。上述杰出人物的功績，又可進一步證明，孫臏提出的“義、仁、德、信、智”，確實是統兵將領所必備的品德修養素質，也應該是選拔將領的標準和統兵將領自我要求、自我修養的信條。其實，孫臏提的這“五字標準”，不僅是統兵將領必備的素質，也是現實生活中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包括我們的黨政領導人物，所必備的素質，只不過在新的時代又該賦予新的內容而已。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不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都是如此。具備這“五字標準”是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