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關東的仗義之士都起兵討伐那些兇殘的人。最初約會各路將領訂盟，同心討伐長安董卓。討伐董卓的各路軍隊匯合以后，因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齊一，互相觀望，誰也不肯率先前進。勢利二字引起了諸路軍的爭奪，隨后各路軍隊之間就自相殘殺起來。袁紹的堂弟袁術在淮南稱帝號，袁紹謀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璽。由于戰爭連續不斷，士兵長期脫不下戰衣，鎧甲上生滿了蟣虱，眾多的百姓也因連年戰亂而大批死亡。尸骨曝露于野地里無人收埋，千里之間沒有人煙，聽不到雞鳴。一百個老百姓當中只不過剩下一個還活著，想到這里令人極度哀傷。

注釋⑴關東：函谷關（今河南靈寶西南）以東。義士：指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⑵討群兇：指討伐董卓及其黨羽。⑶初期：本來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縣南）。相傳周武王伐紂時曾在此大會八百諸侯，此處借指本來期望關東諸將也能像武王伐紂會合的八百諸侯那樣同心協力。⑷乃心：其心，指上文“義士”之心。咸陽：秦時的都城，此借指長安，當時獻帝被挾持到長安。⑸力不齊：指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齊：一致。⑹躊躇：猶豫不前。雁行（háng）：飛雁的行列，形容諸軍列陣后觀望不前的樣子。此句倒裝，正常語序當為“雁行而躊躇”。⑺嗣：后來。還：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g）：自相殘殺。當時盟軍中的袁紹、公孫瓚等發生了內部的攻殺。⑻淮南句：指袁紹的異母弟袁術于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壽春（今安徽壽縣）自立為帝。⑼刻璽句：指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紹謀廢獻帝，想立幽州牧劉虞為皇帝，并刻制印璽。璽，印，秦以后專指皇帝用的印章。⑽鎧甲句：由于長年戰爭，戰士們不脫戰服，鎧甲上都生了虱子。鎧甲，古代的護身戰服。鎧，就是甲。蟣，虱卵。⑾萬姓：百姓。以：因此。⑿生民：百姓。遺：剩下。

　　明·鐘惺《古詩歸》：“關東有義士”四句，古甚，似《書》《誥》《誓》。“軍合力不齊”二句，寫群力牽制，不能成功，盡此五字，即此老赤壁之敗，亦未免坐此，□□又云：看盡亂世群雄情形，本初、公路、景升輩落其目中掌中久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軍合”四句，足盡諸人心事。“白骨”四句悲涼，筆下整嚴，老氣無敵。
　　清·張玉榖《古詩賞析》：此嘆二袁輩討董卓，以不和滋變，亂益甚也。首四，就本初討逆初心說起，欲抑先揚，作一開勢。“軍合”六句，轉筆接敘當時諸路兵起，遲疑起釁，公路竟至僭號之事。“鎧甲”四句，正寫諸路兵亂之慘。末二，結到感傷，重在生民涂炭。又云： 二章皆賦當時之事，而借此舊題，蓋亦有故。《薤露》《蒿里》本送葬哀挽之辭，用以傷亂后喪亡，固無不可。且上章執君殺主，意重在上之人。下章萬姓死亡，意重在下之人，又恰與《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兩相配合，勿徒以創格目之。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二：余按此詩全在“淮南弟稱號”一下八句，即桓溫謂王敦“可兒，可兒”之意。老瞞不自覺其捉鼻也。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鎧甲”四句，極寫亂傷之慘，而詩則真樸雄闊遠大。

　　這首《蒿里行》可以說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東樹的《昭昧詹言》中說：“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說明了此詩與《薤露行》既有聯系，又各有側重不同。《蒿里》也屬樂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說過：“《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因此，如果說《薤露行》主要是寫漢朝王室的傾覆，那么，《蒿里行》則主要是寫諸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釀成喪亂的歷史事實。

　　此詩前十句勾勒了這樣的歷史畫卷：關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兀恥、禍國殃民的董卓。當時各郡雖然大軍云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為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互相殘殺起來。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鑄印刻璽、借討董卓匡扶漢室之名，行爭霸天下稱孤道寡之實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并對因此造成的戰亂感到悲憤。詩中用極凝練的語言將關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然而，曹操此詩的成功與價值還不僅在此，自“鎧甲生蟣虱”以下，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向描寫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表現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注和擔憂，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

　　連年的征戰，使得將士長期不得解甲，身上長滿了蟣子、虱子，而無辜的百姓卻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滿山遍野堆滿了白骨，千里之地寂無人煙，連雞鳴之聲也聽不到了，正是滿目瘡痍，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詩人感嘆道：在戰亂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自己想到這些慘痛的事實，簡直肝腸欲裂，悲痛萬分。詩人的感情達到高潮，全詩便在悲愴憤懣的情調中戛然而止。

　　此詩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會災難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現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還是從他隨袁紹討伐董卓始，故此詩中所寫的事實都是他本人的親身經歷，較之《薤露行》中所述諸事，詩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認識，故詩中反映的現實更為真切，感情更為強烈。如最后兩句完全是詩人目睹兵連禍結之下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真實情境而產生的感時憫世之嘆。劉勰評曹氏父子的詩曾說：“志不出于滔蕩，辭不離于哀思。”（《文心雕龍·樂府》）鍾嶸評曹操的詩也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詩歌感情沉郁悲愴的特點。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詩讀來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愴，故造成了其詩沉郁頓挫、格高調響的悲壯氣勢。這首《蒿里行》即是極為典型的例子。故陳祚明說：“孟德所傳諸篇，雖并屬擬古，然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慨地勢之須擇，思解脫而未能，亹亹之詞，數者而已。”（《采菽堂古詩選》）可見曹操詩歌抒憂寫憤的特征已為前人所注重。

　　正因為此詩實錄當時事實并由詩人直抒胸臆，故全詩用了簡潔明了的白描手法，無意于詞句的雕鑿粉飾，而以明快有力的語言出之，如“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四句，明白如話，一氣直下，將關東之師初起時的聲勢與正義刻畫殆盡，自己的愛憎也于此鮮明地表現出來。又如“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等語描寫聯軍將領的各懷私心，逡巡不前，可謂入木三分。對于袁紹等軍閥的譏刺與抨擊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而逐步表現的，起先稱之為“義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陽”，意在恢復漢祚，然自“躊躇而雁行”已逗出其軍心不齊和怯懦畏戰的弊端。然后寫其各為勢利而爭、發展到自相殘殺,最后點明其稱帝野心，可謂如層層剝筍，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語言寫來，令人感到詩人抑捺不住的真實感情，而軍閥懦弱而丑惡的嘴臉已躍然紙上。至于詩人感情的強烈，也完全由明暢的語言沖口而出，如寫白骨蔽野，千里無人，都以直陳其事的方式說出，最后說“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直出胸臆，無一絲造作之意，可視為詩人心聲的自然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