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阮籍那個時代里，有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對在思想界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由懷疑而不滿，阮籍也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儒家所提倡的“禮法”是“束縛下民”的可怕又可惡的東西，他們所鼓吹的那些神圣的原則不過是“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見其所著《達莊論》）。因此，他不愿為這些原則奉獻自己，但又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究竟何在。這使他的詩歌經常顯示出一種焦灼的情緒和悲觀的色彩。這首詩也是如此。
古代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語，意思是：桃李雖然不會說話，無法為自己宣揚，但總有許多人前去觀賞它們的花朵，采摘甘美的果實，其樹下自然而然地會被人們踏出一條路（“蹊”）來。此詩的前四句說：在東園的桃李這樣的嘉樹下，曾經聚集過很多的人，熱鬧非凡；但當秋風吹得豆葉（“藿”）在空中飄蕩時，桃李就開始凋零，最終便只能剩下光禿的樹枝了。
由此，詩人領悟到了一個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華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廈，不久就會倒塌，而成為長滿荊棘、枸杞等植物的荒涼之地。——這就是第五、六句的詩意。
既然如此，眼前的功名富貴就沒有什么值得留戀的。沒有當前的顯赫，也就不會有未來的沒落的痛苦吧。所以詩人在其后的四句中又說：我不如趕快離開這個名利場，騎馬到西山去隱居；這樣做雖然要拋妻撇子，但在這個世界上我連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對妻子戀戀不舍？
然而，這也不是一條可以使人生獲得安慰的道路。從名利場逃避到山野，也不過是使自己從園苑中的桃李變為荒郊的野草罷了。桃李開始凋零時，野草雖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嚴霜覆蓋在野草之上，野草也就完結（“已”）了。在此詩的最后兩句中，詩人就又輕易地否定了他自己找出來的解脫之路。
所以，從此詩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結論：人生實在太悲哀了。目下的繁華固然預示著他日的滅亡，但舍棄了繁華又不能逃脫滅亡的命運。那么，問題是：解脫之路到底何在？人生又有什么意義呢？就這樣，詩人從桃李初盛終衰這一日常現象開始，一步緊一步地揭示出了人生的脆弱和空虛；他考慮到了可能的退路，然后把它堵死，于是使讀者真切地感到了絕望的恐怖。在這樣的揭示過程中，讀者可以體會到詩人自己的情結也越來越焦灼和悲觀。
其實，個人的生命本是極其有限的，如果只著眼于自己，就永遠不能獲得生命的寄托，把握人生的意義。換句話說，就個人而言，生命的寄托本在身外。然則，對阮籍如此苦悶的原因，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在他那個時代被認為值得為之獻身的神圣的事物（包括在當時被傳統的價值觀念所肯定的一切神圣的事物），對阮籍來說都已失去了神圣性，他并不以為把自己的生命與它們結合起來就可使生命獲得價值；在他看來，個人的生命遠比這些東西貴重，但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轉瞬即逝，所以他不得不陷入了無法擺脫的深重悲哀之中。就這點來說，阮籍詩歌中的悲觀其實包含著對封建意識扼煞個人的某種朦朧的不滿。
當然，阮籍的那個時代是個恐怖的時代，由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不少士大夫遭到殘酷的殺害。阮籍自己的處境也并不好。他對這樣的政治現實是憎惡的。所以，他的詩歌不能不含有對政治現實的反撥。以此詩來說，“去上西山趾”的西山，乃是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齊隱居之所，他們因反對周武王伐紂，就在西山采薇而食，以表示自己不與周政權妥協，不吃周朝的糧食。阮籍說要到西山去隱居，可以被解釋為不愿與當權派合作而要步伯夷、叔齊的后塵。但根據一般的封建觀念，伯夷、叔齊所做的乃是使自己萬世澆芳的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正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所在。但阮籍卻仍然不能從這種行為里得到任何安慰，卻發出了“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的深沉感喟。所以，他的詩歌絕不只限于對政治現實的反撥，更體現出對于人生價值的新的求索；這后一個內容乃是在那以前的我國詩歌中所從未出現過的新東西。在研究他的詩歌時，如果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那就未免成為買櫝還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