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七日，錢大昕出生在江蘇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橋鎮(zhèn)。錢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間，七世祖錢镃入贅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錢王炯，父親錢桂發(fā)，都是秀才，以教書為業(yè)。他剛滿周歲時，祖父便教識字，五歲時，送至本村塾館讀書，十歲以后，又先后隨祖、父到所在塾館就學，并為他講授歷史故事和教習作詩。這對于他早年知識的增進，都起過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年方十五歲的錢大昕離開家鄉(xiāng)到嘉定縣城，向著名學者曹桂發(fā)問學。當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過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劉藻的特別欣賞，在全縣士林中也獲得了較高聲譽。先是本縣宿儒王爾達（王鳴盛之父）慕其才而許婚季女。不久，城東塢城顧氏又延其至家課讀子侄。這樣，錢大昕學習更為勤奮。在塢城任教時，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覽”，通讀了顧氏家藏的《資治通鑒》、《廿一史》等大量史籍。 [1] 與此同時，他還留意著述，在閱讀李延壽《南史》、《北史》兩部史書時，手編《南北史雋》一冊。幾年之間的刻苦自學，已為他后來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初步的專業(yè)基礎。　　乾隆十四年（1749年），經(jīng)由王鳴盛和時任紫陽書院院長王峻的推薦，錢大昕被破格錄入蘇州紫陽書院學習。紫陽書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經(jīng)布政使鄂爾泰重修后，即由講求心性之學改為稽古考文，學風為之一變，從而成為漢學家的一個重要陣地。書院之中寧謐的環(huán)境，濃厚的學術氣氛都為他潛心經(jīng)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兼之有王鳴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質難問疑，不長時間，錢大昕的知識較之于前有了長足的進步。　　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高宗乾隆帝首次南巡。錢大昕因獻賦稱旨而被召詣江寧（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親自出題進行復試。評卷揭曉，錢大昕中一等二名。為此，乾隆帝特賜錢大昕為舉人，當即任命為內閣中書。次年，他束裝入都，到內閣票簽房辦事，自此開始了仕宦生涯。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進士。復擢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入直上書房，教授皇十二子永璂書法。參與編修《熱河志》，與紀昀并稱“南錢北紀”。又與修《音韻述微》、《續(xù)文獻通考》、《續(xù)通志》、《一統(tǒng)志》及《天球圖》諸書。后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廣東學政。　　乾隆四十年（1775年），錢大昕居喪歸里，引疾不仕。嘉慶四年（1799年），仁宗親政，廷臣致書勸出，皆婉言報謝。歸田三十年，潛心著述課徒，歷主鐘山、婁東、紫陽書院講席，出其門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稱潛研老人。其學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雖主張從訓詁以求義理，但不專治一經(jīng)，亦不墨守漢儒家法。 乾嘉時期（1736-1820年）學者好言"實事求是"，錢大昕尤為突出。同時主張把史學與經(jīng)學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經(jīng)方法治史。 [2] 自《史記》、《漢書》，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詳為考證。萃其平生之學，歷時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異》，糾舉疏漏，校訂訛誤，駁正舛錯，優(yōu)于同時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范圍廣于同時諸家。于正史、雜史而外，兼及輿地、金石、典制、天文、歷算以及音韻等。對宋、遼、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為專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宋學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元詩記事》、《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學外，于所涉諸學，多有創(chuàng)獲。《三統(tǒng)術衍》、《四史朔閏考》為其研治天文歷算學的代表作，深為同時學者推重。“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韻學上的卓見。　　錢大昕有《十駕齋養(yǎng)新錄》，后世以之與顧炎武《日知錄》并稱，贊錢氏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據(jù)學者，他往往以考史論學的形式，隱寓對清廷弊政的不滿。所著《十駕齋養(yǎng)新錄》、《潛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時期，首重經(jīng)學，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對轉變一時學術趨向影響甚大。一生著述甚富，后世輯為《潛研堂叢書》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