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隱居之志。嵇康被司馬昭殺害后，為避禍計 ，不得已順應朝廷威逼拉攏而出仕，先后任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但“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這一點很像東漢末的徐庶——徐庶之母為曹操所拘，不得已進入曹營，但他不發一言，不獻一策，以沉默來對抗強權，向秀也是這樣。

　　相對于“竹林七賢”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氣不夠響亮，南 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里記載也不很多，但是，千百年的歲月流逝卻無法抹去向秀的獨特光彩。

　　向秀少年時即為同郡山濤所知。在山濤的接引之下，結識嵇康與阮籍，同為“竹林之游”。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在當時他卻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其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晉書·向秀傳》）。呂安見后嘆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傳稱“大義可觀”，然“未若隱《莊》之絕倫”，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難嵇叔夜養生論》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莊》新思路，后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經歷了嵇、呂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悵和迷茫中大徹大悟，在苦悶和徘徊中大徹大悟，心境更加趨于淡泊寧靜，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本傳或言，秀游讬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撰所注，以備遺忘云。但遺憾的是其中《秋水》、《至樂》兩篇還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那時候向秀的兒子還小，沒有將父親的注釋光揚天下，被郭象將文稿竊取，“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余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義大行天下了。此事見于《世說新語·文學》，《晉書》因之。其后千百年來，世人一談到《莊子》的注釋，就將郭象奉為大家，而忽視了向秀的顯著功績。這大概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著名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例了。

　　關于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注釋的時候，嵇康說，《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注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嘆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不茍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通過向秀注解所體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經典的互解，“使儒道兩家的分歧，通過字句上的精心詮釋而得以化解，為經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礎”。《難養生論》為向秀為啟發嵇康進一步闡述其養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見解立意，并非其真實意識表示。

　　向秀與嵇康關系最密，同時又通過嵇康結識了東平人呂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于是經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門前的柳樹下打鐵自娛，嵇康掌錘，向秀鼓風，二人配合默契、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同時也為了“以自贍給”，補貼一點家用。向秀還經常去呂安家幫他侍弄菜園子，三人可謂情投意合。

　　向秀助嵇康打鐵時，親眼見證了鐘會被嵇康奚落。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殺頭的源頭。向秀目睹了后來發生的一切，這些事也影響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據《晉書·向秀傳》中記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以后，還要威逼向秀吞下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隱居嗎，怎么不學人去采薇了呢？向秀為保命計，只得順其意說：“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并不了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羨慕。”但他內心中真的是這樣認為的嗎？在強權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塵一樣輕忽。

　　向秀曾經主張無為政治，然而他所主張的無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但當他選擇了只做官不做事，就變成消極無為了。做官并非他的本意，因此他的內心更加痛苦。陳寅恪先生說向秀“在嵇康被殺后，完全改節自圖，棄老莊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細讀他的《思舊賦》，那種刻骨的痛卻在昭示著他的不甘與憤懣。所謂的“改節自圖”，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向秀少年時即以文章俊秀聞名鄉里，后來研讀《莊子》頗有心 得，于鄉里講學時為山濤所知。山濤聽向秀所講高妙玄遠，見解超凡，如同“已出塵埃而窺絕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濤的接引之下，認識了嵇康與阮籍，同為“竹林之游”。 向秀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性格平和，習慣于低調處世，走向朝廷之路，實屬不得已；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呂安被司馬氏害死后，他只好到洛陽任散騎侍郎、黃門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向秀喜談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有流傳，但過去的舊注“莫能究其旨統”，曾注《莊子》一書，沒注完就過世了，郭象則承其《莊子》余緒，成書《莊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舊賦》、《難養生論》。

1、向秀萬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論哲學觀點主張本體論玄學。

　　向秀論證了萬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過程，他在“無待逍遙”和“與變升降”的立身處世方面也有初步展開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會政治實際。東晉謝靈運《辨宗論》評說：“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廣弘明集》卷18)，《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記載：“(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貫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懷有的學術理想，《莊子》注闡發的“自生自化”玄理新義亦是為此目的服務。

　　對于名教與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通過向秀注解所體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經典的互解，“使儒道兩家的分歧，通過字句上的精心詮釋而得以化解，為經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礎”不茍。

2、向秀對《莊子·逍遙游》的注解

　　莊子逝世后，他的學說沉寂了數百年，終于在魏晉之際，在竹林七賢的心中復活。嵇康、阮籍沿著《莊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對社會體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幟：嵇康奮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虛幻的神仙境界，卻抑郁而終。面對現實，向秀“覺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體制的銅墻鐵壁面前，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脫離社會的自由逍遙只是幻想，沿著“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塵，在朝廷與山林之間，他無奈地選擇了前者。作為最后一個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準備與早已入仕的山濤、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祿中“逍遙”。

　　在混跡于西晉宮廷的日子里，向秀對《莊子·逍遙游》中關于大鵬與小鳥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這兩個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發現了本質的平等：逍遙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遙又是本性的滿足，如果滿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遙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的，猶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著后的感覺都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只要適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滿足，那么不僅小人物與大人物，即使圣人與凡人，其逍遙也是沒有差別的。向秀運用這一發現刷新了思想界對“逍遙”的理解，融鑄在其《莊子注》中。 根據《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所稱“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向秀認為理想的“逍遙”境界存在于現實世俗社會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體”施予獲得，關鍵在于各任其性，各當其份。 “性”、“分”是屬于人們內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難養生論》主張的“情欲自然”觀念，只要滿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萬里高空的大鵬與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達到逍遙至境。凡人資于“有待”而逍遙，圣人“無待”不是絕對遁世，只是能夠順有待“與物冥”適應任何物質環境，實際還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遙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與“至人”可以“同于大通”。這種逍遙義的哲學基礎仍是萬物“自生自化”的本體思想，其對世俗名教的認同經過郭象發展便成為“身在廟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處世人格理想。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他卻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據記載，向秀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其好友呂安見此注后嘆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難養生論》一篇，存《嵇康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關于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注釋的時候，嵇康說，《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注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后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嘆服。 向秀在經歷了嵇、呂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悵和迷茫中大徹大悟，在苦悶和徘徊中大徹大悟，心境更加趨于淡泊寧靜。他到洛陽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莊子思想的研究之中。于是閉門謝客，潛心作注，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但遺憾的是其中《秋水》、《至樂》兩篇還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莊》新思路，后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所作《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向秀名列“竹林七賢”，七賢中既有山濤、王戎這樣的現世功業卓著者；也有阮籍、嵇康這樣超凡脫俗，行為瀟灑的道家超越派；還有劉伶這樣的千古醉人。相對于“竹林七賢”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氣不夠響亮，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里記載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里所闡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觀點，雖經千百年的歲月流逝卻無法抹去向秀的獨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