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雄生性好飲酒，無奈家貧無處得。
　　幸賴一些勤學者，時常攜酒來求學。
　　酒杯斟酒即飲盡，有問必答解疑惑。
　　有時沉默不肯言，豈非國事不敢說？
　　仁者行身細思量，進退出處何嘗錯！

　　曹鄴在大中四年（650年）中了進士，驚喜之余，寫下了《寄陽朔友人》：“桂林須產千株桂，未解當天影日開，我到月中收得種，為君移向故園栽。”這詩反映了當時廣西文化教育的現實，對廣西的文化教育事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詩中他希望自己開個頭，撒下種子，桂林今后能出更多的人才。

　　翻開廣西地方志，唐代中進士的第一人是梧州府的李蕘臣（632年），由于梧州偏僻，李蕘臣對廣西的影響并不大，時隔兩百余年，才出了第二名進士，這就是桂林府的曹鄴。而曹鄴之后，臨桂人趙觀之（855），平南人梁嵩（925）等許多廣西人都先后中了狀元。清代舉人泗城教授王維新在《陽朔道中懷曹鄴》一詩中說：“唐代文章原后起，嶺西風氣實先開。”指曹鄴不僅在晚唐全國的詩壇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還是廣西地區詩風的開創人物。曹鄴以前，廣西土生土長的文人未見史載，曹鄴可以說是廣西第一個著名詩人，他與同時代的曹唐（臨桂人）一起，對廣西地區的文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相傳曹鄴少時曾在陽朔城北天鵝山下的一個巖洞中讀書，這個巖就是現在的讀書巖。后人為了紀念他，曾在那里建曹公祠，曹公書院。只可惜祠和書院已廢，只有讀書巖現在還是陽朔古跡。曹鄴曾遷居桂林城北的阜財坊，后遷鶯坊。唐末，桂林曾為曹鄴建名賢坊，可惜這些勝跡都沒能保存到今天。

　　曹鄴出生山清水秀的陽朔，在陽朔留下了不少描繪山水的詩篇。如《東洲》：

　　江城隔水是東洲，渾是金鰲水上浮。萬頃碧波分瀉去，一洲千古砥中流。

　　詩中所說的東洲，又稱金鰲洲，在城東漓江中，形狀窄長。傍晚，遠望它宛如一條金色鰲溯游而上，為陽朔一景。陽朔縣城西隅，有屏風山，又稱西山，也叫西郞山。曹鄴有《西郎山》詩一首：“西郎何事面西方，欲會東郎隔大江。自古明良時一遇，東郎未會恨斜陽。”而城東福利附近，又有一個如同人樣，立于其上的小山，與西郎山遙遙相對，叫東郎山，曹鄴作詩《東郎山》：“東郎屹立向東方，翹首朝朝候太陽。一片丹心存萬古，誰云坐處是遐荒。”詩人借景抒懷抒發了被迫隱退，明君良臣不能常得的感慨，表現了詩人雖身處遐荒之地，仍丹心系念國事的高尚情操。

　　桂林陽朔（今屬廣西）人。大中四年 (850)進士。曾為天平節度使掌書記。遷太常博士，歷祠部、吏部郎中，仕至洋州刺史。

　　曹鄴和于□、劉駕等在創作中都致力于古詩和樂府，反對當時拘守聲律和輕浮艷麗的詩風。他的詩廣泛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疾苦。如《捕魚謠》:“天子好征戰,百姓不種桑；天子好年少,無人薦馮唐；天子好美女,夫婦不成雙。”對最高統治者予以大膽的譴責和諷刺。《官倉鼠》:“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不啻為貪官污吏寫照。又如《筑城》:“嗚嗚啄人鴉,軋軋上城車,力盡土不盡,得歸亦無家。”寫出沉重徭役使農民家破人亡的慘狀。他的詩質樸洗煉，多采用民間口語，有些接近謠諺，而筆鋒銳利，富有戰斗性。

　　時：常常。賴：依賴，依靠。好（hào）事人：本指喜歡多事的人，這里指勤學好問之人。載醪（láo）：帶著酒。祛所惑：解除疑惑問題。《漢書·揚雄傳》說揚雄“家素貧，耆（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是諮（zī）：凡是所詢問的。無不塞：無不得到滿意的答復。塞，充實，充滿。
　　伐國：《漢書·董仲舒傳》：“聞昔者魯公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淵明用此典故代指國家的政治之事。
　　用其心：謂謹慎小心，仔細考慮。失：過失，失誤。顯默：顯達與寂寞，指出仕與歸隱。
　　疇昔：往昔，過去。

　　陶淵明組詩《飲酒二十首》雖冠以“飲酒”之名，卻納入了豐富、復雜的思想內容。
　　一、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批判。這類詩篇在《飲酒》詩中約占半數。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陶淵明并非像人們通常所說的那樣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忘情于現實。《飲酒》詩的第一首，就抒發了他對動蕩不安、變幻莫測的政局的無限感慨。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共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筋酒，日夕歡相持從表面工看，詩人是在感嘆時序的變遷推移、人事的榮枯浮沉，骨子里卻反映了他對時局的關切和隱憂，梁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里說“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這是很有見地的。陶淵明生活在亂世。他是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在他生活的那段時間里，東京司馬氏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此起彼伏，從來沒有停息過。這時，以鎮壓農民起義、平定內亂起家的新軍閥劉裕，獨攬東晉的軍政大權，正虎耽耽地欲代晉自立。在晉宋易代前夕，陶淵明思緒萬千，感慨極多，但又無力改變這充滿刀光劍影的局勢，于是，只好以酒消愁了，“忽與一筋酒，日夕歡相持”。在《飲酒》詩中，陶淵明不僅對時局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和關切，社會現實的昏暗、道德風氣的敗壞，也使詩人感到憤慨不安這些也就成了他在詩中一再遣責的對象。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第二首“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茍不報，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會的善惡不報、賞罰不明。第六首的“雷共同譽毀”、第七首的“眾草沒其姿”，他指責社會的是非不分、賢愚倒置此外，像第三首的“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第十二首的“世俗之相欺”、第十七首的“鳥盡廢良弓”等等，也都是針砭時弊的。他的這種憤世疾俗、猖介不阿的品格是超乎流俗之上的，與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疾惡如仇、修身潔行，其思想感情、斗爭精神是有共同之處的。這兩位詩人雖然所處的時代、階級地位不同，各自的情況也不完全一樣，一個堅持革新政治而為守舊勢力所不容，一個不愿與世俗為伍而棄官閑居。但他們不屈服、不妥協的斗爭精神和高潔的人格卻是一致的，也是一脈相承的。在陶集中，陶淵明雖然很少提到屈原的名字，但他受到屈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也是十分深刻的。這不僅表現在對待現實生活的態度上，還表現在藝術表現手法上。與其說陶詩“其源出于應豫”，倒不如說在某些方面較多地得力于《楚辭》，似乎更符合實際情況。在《飲酒》詩第十二首中，陶淵明更集中地批判了那些趨炎附勢、名利熏心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史，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侏泅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減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驅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詩人感嘆羲農時代那種淳樸自然的社會風氣已一去不復返，贊美為使社會歸樸返淳而席不暇暖的孔子，以及為六經而勤奮講學的漢儒伏生、田生等人，同時也痛斥了現實社會中的無行文人，他們置儒學于不顧，都在貪婪音進、依附新貴，再也沒有一個像孔子那樣問津的人了。結尾四句突然說起飲酒，以掩飾自己內心的苦悶和憤滿情緒。對于那些無恥文人，詩人是深深厭惡的，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與之應酬。在第十三首詩里，就表現了這樣一種矛盾情況，詩人盡管與那些人同席飲酒，但由于思想志趣不同，常常是貌合神離、話不投機。他們自稱為“醒”者，陶淵明也就以“醉”者的姿態出現，作醉人醉語，給對方來一個“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醉”者和“醒”者是這樣的不協調，顯得十分幽默風趣、滑稽可笑。“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真正的醒者，不是那些自稱為“醒”者的人，而是詩人陶淵明。陶淵明何償有絲毫醉意他頭腦清醒，關注社會現實，只不過是用“醉”眼看世界罷了。
　　二、表現詩人高潔堅貞的人格和操守。這類詩多般運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如第八首：“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珍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在中國古代詩文里，自孔子的“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這句至理名言問世后，青松多被用來象征高尚的品格和氣節，相沿成習，至今未復。陶淵明繼承了這一傳統表現手法，也常常在其詩文中以青松自比。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歸去來辭》中的“撫孤松而盤桓”等。上面引的這首詩也是這樣。詩的前四句正是詩人自我形象的真實寫照。它那不畏嚴寒，卓然屹立的形象正是詩人不肯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寫照。鐘嶸在評論陶淵明詩歌創作時說“每觀其文，想其人德。”此外，陶淵明還以幽蘭自喻，第十七首中有這樣的句子“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他要像幽蘭一樣自始至終保持芳潔的品質，決不像蕭艾那樣見風使舵、隨波逐梳。在這里幽蘭和蕭艾對舉，與前首詩青松和眾草同提一樣，是含有批判在森嚴的門閥制度統治下埋沒人才、顛倒是非的黑暗現實這個意思在內的。雖然這種批判的意義不像鮑照《擬行路難》中的一些詩歌那樣慷慨陳詞、悲憤激切，’但它畢竟還是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里不少正直文人懷才不遇、飲恨終生的艱難處境。
　　三、表現詩人歸隱到底，決不半途而廢的決心。在陶淵明看來，要保持高尚堅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只有遠離官場、歸隱田園，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徑。在《飲酒》詩中，有不少詩篇是反映他這種思想狀況的。首先，詩人認真而又痛苦地回憶了他所走過來的人生道路。他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仁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第十六首）“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竟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第十九首）詩人在青少年時代，是一個朝氣蓬勃，尊奉六經、胸懷濟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幾經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滅了。這使他很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終使歸田里”，走上了辭官歸隱的道路。所謂“志竟多所恥”、“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針對當時黑暗、混濁的社會現實而發的，也透露了他“逃祿歸耕”的部分真實原因。
　　其次，在歸田后，陶淵明不僅要排除社會輿論的襲擊，而且還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難。陶淵明的棄官歸田，為囿于世俗之見的人所不理解，曾招來不少非議和譏笑。他在《祭從弟敬遠文》里就談到了這點：“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愿攜手，置彼眾議。”面對著來自世俗的非議和譏笑，詩人的態度是“置彼眾議”，走自己認定的路。在《飲酒》詩里，他不僅憤怒地指出“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而且表示要“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陶淵明這種置非議和譏笑于度外，毅然“息駕歸閑居”，并且要一直隱居下去的思想和行為，是需要有點勇氣和膽識的。關于這個時期的生活，詩人是這樣描寫的：“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蹤。”（第十五首）由于家境清貧，人手缺乏，自己的住宅也呈現出一片荒蕪冷落的景象。這種貧困的生活在第十六首中寫得更具體，更形象：“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沒有飽經饑寒煎熬的人，是無法寫出這樣的語言來的。陶淵明不愧為生活中的強者，貧窮窘困不但沒有把他壓垮，反而把他磨煉得更加堅強。“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一些好心人出于對詩人的關心，也曾勸他出仕，他拒絕了。“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玄監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察氣寡所諧。纖髻誠可學，違己詛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詩中的“田父”，可能實有其人，也可能是詩人假托以寄意。對“田父”的好心，陶淵明是感激的。但要他出仕，詩人是不能接受的。
　　再次，陶淵明不肯與世俗共浮沉，而要固守窮節，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重要一點，就是從歷代高隱先賢那里獲得了精神力量。他在《飲酒》詩中之所以反復提到商山四浩、伯夷叔齊、孔子顏回、榮啟期以及漢朝的楊一倫、張摯等，其原因也就在這里。在上述人物里，有的是著名的隱士，有的是儒學的始祖，有的是安貧樂道的典范。他們都是陶淵明衷心景仰崇拜的人物。有時，詩人為他們釣高風亮節大唱贊歌：“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第十二首）有時詩人又為他們的坎坷際遇大鳴不平：“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宮不獲年，長饑至于老。”（第十一首）陶淵明抬出歷史上的亡靈，除了贊美膜拜之外，是另有深意的。贊美他們就是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的充分肯定，就是“覺今是而昨非”這一思想認識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同情他們，是為了抒發他壯志不酬，終身坎坷的不平之氣，是他長期郁積在胸的怨憤情緒的自然流露。這種情況倘若證之以陶淵明的其他詩文，也就更清楚了。比如寫于比《飲酒》詩稍后兩三年的《詠貧士》七首。在這組詩里，第一、二首純屬自詠，他把自己比喻為無所傍依、不見“余暉”的孤云，借以抒發他那閑居田園，孤獨苦悶的情懷。此下五首分詠六位貧士，歌頌他們貧賤志不移的高尚氣節。對此，邱嘉穗曾作了頗為精辟的論述，他說“余嘗玩公此下數詩，皆不過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說起，便為設身處地，以自己身分準見古人心事，使人讀之若詠古人，又若詠自己，不可得分，此蓋于敘事后，以議論行之，不必沽沽故實也。”自詠與分詠并列，又總歸在《詠貧士》詩題下，并且還“以自己身分推見古人心事”，很明顯，陶淵明‘詠古人”，實在也就是“詠自己”總之詩人從這些高隱先賢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安慰、寄托，獲得了鼓舞自己歸貽到底，決不半途而廢的精神力量。“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這就是他的結論。
　　四、反映詩人閑居的田園生活情趣和及時行樂的消極思想。在《飲酒》詩中，陶淵明多處表現了他閑居田園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當首推第五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又忘言。”這是一首歷來為人稱道，看法又有分歧的詩。從藝術上看，它以質樸、平淡的語言，神韻飛動的氣勢，描繪出一種以情為主、融情于景的深遠意境。在詩人的筆下，大自然充滿盎然生機，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滿足。從思想內容看，它十分鮮明地表現了陶淵明歸隱田園采菊賞景的生活情趣，以及在大自然的啟迪下所領悟到的人生真意。在藝術上大家的看法是統一的，分岐點主要表現在對思想內容的理解上。歷代陶淵明論者，他們往往根據“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和陶集中其它幾首描寫田園生活的詩，認為陶淵明“渾身靜穆”、“悠然自得”，并進而得出他是一位超然塵世的“田園詩人”或“隱逸詩人”的結論。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一結論之不符合實際情況，首先就在于它對陶淵明的作品缺乏歷史的、全面的考察。無可諱言，在陶淵明的身上，在他的創作中，的確有“靜穆”、“悠然”的一面，閑居田園的生活情趣也時有表現。這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畢竟既不是“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也不是“農民詩人”，而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歸田后，他雖然參加了一些輕微的農事勞動，有較多的機會接近下層勞動人民，對他們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上的距離也較前有了縮短，但陶淵明并沒有脫胎換骨，始終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陶淵明，在其作品里表現出一些心閑意遠的思想志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中國文學發展史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詩人一樣，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作品，積極的和消極的東西常常是并存的。陶淵明當然也是如此。不能因為他有消極的一面，就全盤否定。其實陶淵明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志趣，終究是非本質、非主流的，本質的、主流的東西則是他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和批判，對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艱苦探索，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純潔友情的歌頌，是對不肯與世俗同流合污而堅持歸隱的決心和高尚人格的贊美。而他的農事詩則更曲折地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艱難處境，這些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內容，是陶淵明作品中本質的、主流的東西。
　　其次，這一結論也不完全符合這首《飲酒》詩的實際情況。蘇軾說：“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于文字、語句間求之。”這段話給這首詩作了很好的注腳。陶淵明在采菊之際，心本閑。偶見南山薄暮之景，景與意會，情與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過，這種悠然的心境也僅僅是他瞬間的思想活動，是不可能持續很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見，在《飲酒》詩中，嚴格地說也只有這么一首。就是在這一瞬間的悠然之中，詩人還提到了“車馬喧”。這說明塵世的喧擾、紛亂尚未從詩人的思想中排除凈盡，還在不斷地敲擊著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寧靜，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憶中。而且這悠然心境的獲得，正是他擺脫塵世的羈絆、棄官閑居的結果。總之，陶淵明“結廬在人境”這首詩，表現了他歸隱田園的生活情趣，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塵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錯誤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視前者，同樣是不正確的。“對于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陶淵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這種時代流行“病”的傳染，而在其創作中表現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極頹廢的思想情緒。在《飲酒》詩中，他感嘆人生短暫：“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這是自然界的規律。陶淵明是重生不懼死的，他倒比較達觀，這從他的《擬挽歌辭三首》可以看出。對于生，他是重視的，他認為人生的短促，如白駒之過隙，內心充滿了無限的哀怨憂傷。既然人生是這樣的短促，一縱即逝，那么怎樣才能使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續或者變得充實而有價值呢？他是不相信煉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在陶淵明看來，只有及時行樂，才能彌補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譏笑那些名利場中的人，“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名是身后物，陶淵明是不介意的，要緊的是“稱心”，只要能“稱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沒關系。當然，他所說的“稱心”的內涵是多方面的，及時行樂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淵明的這種消極頹廢的思想，對后世影響頗大，是《飲酒》詩中與民主性的精華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這種精華與糟粕有時又處于交織狀態，積極的成分里蘊藏著消極的因素，消極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東西。
　　前面把這組詩的思想內容分成四個方面，那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事實上要復雜得多。因此在探討《飲酒》詩的思想內容時，應該持審慎的態度，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有這樣一個現象：詩和酒有著密切的關系。自有詩以來，酒便踏進了詩歌領域，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其關系更見密切。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已經有了群飲失儀的生動描寫。在《楚辭》里，也有以酒娛神的精彩場面。到了兩漢魏晉南北朝，酒在詩中的比重加大了，飲酒成了人們抒發感慨、排憂遣悶的方式或手段，出現了像阮籍、陶淵明這樣一些飲酒詩人。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素以豪飲名世，被人們稱之為“酒仙”，給后人留下了斗酒詩百篇的佳話，其名篇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唐代其他詩人也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飲酒詩篇。宋以后，以酒入詩者雖然不乏其人，但盛況終不如以前，而在作為詩的重要形式的詞里，卻大有起色。這大約跟“詩言志，詞抒情”的傳統觀念有關，像飲酒之類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詩的。否則就要受到批評，被認為是“以詞為詩”，這樣以來，也只好讓位于詞了。
　　綜上可知，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詩和酒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以酒入詩者中，陶淵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寫了許多飲酒詩。可以這樣說，他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據統計，在他現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詩文中，說到飲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約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飲酒》詩，包括詩前小序、說到飲酒的也有十首。飲酒詩在陶集中的確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說是絕后的也應該是空前的。前人說“淵明之詩，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說陶淵明的詩“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這些話雖然不免有夸大失實，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們畢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飲酒詩這個基本事實。陶淵明的好友顏延之寫的《陶徵士誄》也說他“性樂酒得”。《宋書》本傳對陶淵明好飲的傳聞趣事，有尤為詳盡的記載。蕭統的《陶淵明傳》也有類似的記載，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卻是一致的。陶淵明對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認不諱的。他在自傳性質的《五柳先生傳》里，就曾經這樣說過：“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歸去來辭·序》里也說：“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在謀求差使時，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個方面。《飲酒》詩前的小序又說：“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可見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隨著詩人度過了不同尋常的歲月。陶淵明似乎也意識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決定戒酒。大約終因決心不大而毫無成效，只得作罷。陶淵明何以嗜酒成癖呢？這固然跟他的個人愛好以及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時行樂的消極頹廢思想有直接的關系，但如果僅僅是這樣，只要經濟條件許可，他盡可以大飲特飲，就不必在《飲酒》詩中閃灼其辭、欲言又止。這里面一定有難言之隱。要揭開這個秘密，首先必須從他所處的時代去考察。魯迅說：“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搖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在這晉宋易代之際，政治形勢是更加險惡了，劉裕為篡奪帝位在加緊實行高壓政策，以清除異己，壯大自己的力量。據《通鑒》記載，晉安帝義熙八年，劉裕矯詔殺死充州刺史劉藩、尚書左仆射謝混，又引兵襲荊州，劉毅兵敗自縊而死。次年，又殺諸葛長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從弟秀之。義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司馬休之兵敗而降后秦。面對著這腥風血雨的現實，陶淵明感到惶惑恐懼，這正如他后來在《感士不遇賦》里所說的那樣“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疑疑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稍有不慎，就會招來殺身之禍。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換代的犧牲品。歷史的教訓陶淵明是記憶猶新的。怎樣才能全身遠禍，這不能不成為他考慮的一個主要間題。棄官歸田，是他早已邁出的第一步，但是光憑這一點，陶淵明也知道，那是遠遠不夠的，還得謹小慎微，守口如瓶，不減否朝政人事。當然，也應該看到，陶淵明的隱居田園并非僅僅是為了全身遠禍，還是有他的積極意義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詩人的這種動機。然而，作為一個正直的詩人，在社會的種種不平和邪惡現象的面前，是不能視而不見、置若周聞的。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復雜了，一方面他要全身遠禍，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無動于衷，怎么解決這個矛盾呢？“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陶淵明從阮籍醉酒避禍的這些事實得到啟迪，于是便借飲酒和飲酒詩的形式來抒發感慨，表示自己對現實的態度，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即便說錯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別人的諒解。這就是陶淵明嗜酒、大量寫飲酒詩的主要原因。
　　蕭統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陶淵明避免世俗禍患的心理，在陶集中是時有表露的，在《飲酒二十首》里，也是很明顯的，而且用心頗為良苦。詩前小序中有這樣幾句話“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意思是說，寫詩的時間是在酒醉后，寫詩的目的是為“自娛”，且博故人“歡笑”，并無其它用意。這里，詩人首先就亮出“醉”的幌子，為掩護自己退卻作好準備。此外，小序中還有所謂“辭無詮次”之說，這也是障眼法，是詩人采取的又一保安措施。既然是“辭無詮次”，那就意味著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后潤飾整理的問題了，一切保持著它們的原貌，這樣，也就更減少了一層危險。事實上，《飲酒》詩決非雜亂無章、“辭無詮次”，它是經過詩人精心篩選、編次的，是一個有首有尾、內容復雜的藝術整體。吳落說：“《飲酒二十首》，起曰‘日夕歡相持’，結曰’君當恕醉人’，遙作章法。”“遙作章法”，就是首尾照應，結構完整的意思，這決不是酒后雜詠，逐次積累而一聽其自然所能辦得到的。反映這種心理最明顯的，莫過于《飲酒》詩的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醛祛所惑。筋來為之盡，是諸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子云是漢朝著名辭賦家揚雄的字，他無意仕進，自甘淡泊，埋頭著述他曾寫了《解嘲》一文，流露出對腐敗朝政的某些不滿情緒，同時表明自己“默默者存”、“自守者全”的處世態度。陶淵明以楊雄自況，是完全切合他此時此刻的心境的。詩人在和“好事人”飲酒時，有問必答，答必祛惑，可是并未因此而放松其戒備之心。一旦話題涉及到像“伐國”這類敏感的政治問題時，他立即襟若寒蟬、如履薄冰，而“不肯言”了。可見險惡的政治環境在這位正直詩人的心靈上投下了多么濃厚的陰影。陶淵明之所以嗜酒，還在于他把飲酒作為解決思想矛盾、求得安慰超脫的靈丹妙藥，而大量寫飲酒詩，則是他這一無可奈何的心情在其創作上的反映，是他賦閑田園后的生活實錄。
　　通過這些飲酒詩，后人可以清楚地把握到詩人的思想脈膊。陶淵明的一生，是矛盾痛苦的一生。壯志末酬的苦悶，歲月虛擲的感慨，時局多變的惶惑，勞苦生活的煎熬，無時不在折磨著詩人。他不甘寂寞，但又看不到出路。他想盡情地發泄內心的孤憤，卻又顧慮重重。于是，他借酒消愁，以期獲得心靈上的慰藉，把自己從矛盾痛苦中解脫出來。在《飲酒》詩中，有好幾首把飲酒活動安排在詩的結句，這是值得深思的，它表明詩人是在情緒最激動，矛盾斗爭最尖銳，思想最痛苦的時候陡然關住感情的閘門，而轉入飲酒的，并企圖憑借酒的力量來調整一下情緒，緩和一下矛盾，減輕一點痛苦。在醉意朦朧中，他似乎又恢復了常態，變得超然曠達起來。這是什么樣的超然曠達呢？如果透過覆蓋在它表面的輕紗薄霧，看到的卻是難言的苦痛、無聲的掙扎。因此，可以斷言，陶淵明喝的決不是什么開心暢懷之酒，而是一杯杯難以下喉的苦酒，是心靈的麻醉劑。喝這樣的酒，與其說是尋歡作樂求得超脫，倒不如說是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淵，這正是陶淵明的悲劇所在。

　　陶淵明的組詩《飲酒二十首》并不是酒后遣興之作，而是詩人借酒為題，寫出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田園生活的喜愛，是為了在當時十分險惡的環境下借醉酒來逃避迫害。他在第二十首詩中寫道“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人”，可見其用心的良苦。
　　陶淵明的時代，是門閥士族的時代，政治黑暗，官場腐敗，且易招來殺身之禍，他痛感世道的險惡，生活的艱辛，又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終于在義熙元年（405年），他四十一歲時，當了八十余日的彭澤令后棄官歸隱，長歸園田，不再出仕，親執耒耜，躬自勞作。由于社會的長期分裂和動蕩不安，再加上統治者的荒淫奢侈，許多敢于批評朝政的士大夫文人，動輒被無辜殺戮。因此，當時文人們懼談政治，盡是躲開政治，有的以游山玩水，隱逸不仕，酗酒放浪，玄學清談等方式來表示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免得被統治者猜忌，以招來人身傷害。橫禍難料的黑暗現實造成的這種畸形的社會風氣，不能不影響破落貴族出身的陶淵明。他從二十九歲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解去彭澤令，前后幾仕幾隱，實際做官時間不到三年，他的理想火花就這樣在黑暗現實里稍縱即逝。因此，他借“醉人”的語言，指責黑暗社會，揭露政治危機，鄙棄虛偽世俗。
　　組詩《飲酒二十首》前有小序，這是研究陶淵明的思想和創作的重要資料。“閑居寡歡”、“顧影獨盡”，可見詩人是在極度孤寂、痛苦的心境下寫《飲酒》詩的。“紙墨遂多，辭無讓次”，可見這中間有個由少到多，逐漸積累的過程，并非一時所作，而是詩人把他平時積聚在胸中的所想所感，借“既醉之后”這個最恰當的時機抒發出來的。
　　關于《飲酒二十首》的寫作年代，至今尚無定論。歷來大致有六種說法：元興二年癸卯（403年）說、元興三年甲辰（404年）說、義熙十年甲寅（414年）說、義熙二年丙午（406年）說、義熙十二三年（416、417年）說、義熙十四年戊午（418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