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詩社”。嘉靖二十三年（1544），臨海（今屬浙江）人王宗沐、松江華亭（今屬上海）人袁福徵中了進士，授刑部主事。這時，正好孝豐（今屬浙江）人吳維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于是幾個人就共結詩社，品評詩文，唱和酬答（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吳僉都維岳”）。這一詩社是京城中下層官員自發的文學活動，以南方人為主。當時謝榛雖然曾經來往于山東與北京，但是卻沒有加入這一詩社。在刑部詩社中，吳維岳“尤為同社推重”，王世貞《吳峻伯先生集序》說他“逡逡師古，然猶以師心為能，其持論宗毗陵”（《弇州續稿》卷五一）。按，“毗陵”指唐順之，武進（今江蘇常州）人，是當時著名的唐宋派的主要倡導人之一。據此可知，刑部詩社的論詩旨趣基本上追隨便唐宋派，跟前后七子的主張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先芳（1511-1594）進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職務。李先芳原籍是監利（今屬湖北）人，寄籍濮州（今山東鄄城一帶），也算是山東人了。這時他附鼓吹風雅，跟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龍（1514-1570）、靳學顏（1514-1571）、謝榛等人，結社吟詩（《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李同知先芳”）。這一京城詩社中人，多為山東人，可以稱為“魯籍詩社”。魯籍詩社僅僅是一幫同鄉好友的聚會唱和，當時沒有完全一致的論詩志向和創作主張。例如，李攀龍聲稱“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為也”（殷士儋《墓志銘》，李攀龍《滄溟集》附錄）。而李先芳“論古詩，斷自魏、晉以上為上乘，近體十二子、李、杜以上為大家”，這跟李攀龍的詩學主張是一致的。但他又選錄宋、元詩，刊刻贈人，這就跟李攀龍大不一樣了（陳田《明詩紀事》己簽卷四）。至于殷士儋、靳學顏等人，或者傾心吏治，或者愛好經學，詩歌創作僅僅是他們的業余愛好而已。謝榛則云游天下，行蹤不定，只是偶爾參加詩社活動，還沒有在詩社中發揮什么大的作用。

　　李先芳很欣賞他年輕的老鄉、同年進士王世貞（1526-1594），這時便介紹王世貞與李攀龍相識。第二年（1548），王世貞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吳維岳等人邀請他加入了刑部詩社（李攀龍《滄溟集》卷一六《送王元美序》）。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縣，離開北京，魯籍詩社解體。臨行前，李先芳介紹李攀龍加入刑部詩社。不久，吳維岳出京任山東提學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職，刑部詩社中的幾位元老都紛紛離開了詩社。于是，在刑部詩社中，李攀龍得以跟王世貞一起倡導復古，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五一《吳峻伯先生集序》）。當然，這時他們的詩學主張還是相當籠統、相當抽象的，缺乏明晰的理論思路和深刻的理論闡發。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詩社只剩下李攀龍、王世貞寥寥數人，不成氣候。這年秋天，謝榛客游京師。他已是享譽天下的著名詩人，李攀龍為了借重他的名聲，當即延請他參加刑部詩社的聚會。《詩家直說》卷三記載道：

　　己酉歲（嘉靖二十八年）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李攀龍）、王元美（王世貞）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谫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亶亶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默然。

　　這時，詩社中人對謝榛景仰備至。謝榛的人品、才氣、交游，尤其是謝榛的詩學見地，都為社中人所稱贊和景仰。李攀龍有《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詩，中有“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的詩句，形容謝榛意氣之高，應求之廣，生動如見。王世貞有《謝生歌七夕送脫屐老人謝榛》詩，是送謝榛離京南下的詩作，寫道：“謝生長河朔，奇筆破萬卷。日月縱游遨，乾坤任偃蹇。開元以來八百載，少陵諸公竟安在！精爽雖然付元氣，骨格已見沉滄海。”對謝榛的傾倒之情，也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龍為了張大詩社的旗幟，延納新進士、刑部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譽（1519-1554）和吏部的宗臣（1525-1560）入社，聲勢漸漸盛大。這實際上改變了刑部詩社的面貌，成為一個新的詩社了。于是有所謂“五子”之說。“五子”實際上是“六子”，錢謙益說：“于時稱五子者：東郡謝榛、濟南李攀龍、吳郡王世貞、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列朝詩集》丁集上“宗副使臣”）“六子”說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謝榛《詩家直說》卷四記載：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考功宗子相諸君延入詩社。一日，署中命李畫士繪《六子圖》，列坐于竹林之間，顏貌風神，皆得虎頭之妙。查考《宗子相集》卷四及《蘭汀存稿》卷一的《五子詩》，都是嘉靖三十一年春的原作，沒有經過改動，它們均以謝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大概參加詩社的是五個人，就稱“五子”，是六個人，就稱“六子”。《五子詩》的排列次序，顯然是按年齡排列。大約諸子結社之初，大家還都比較謙虛，還能“相序以齒”，謝榛正好以年長居首。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吳國倫（1525-1593）加入了詩社，于是才有“七子”之名，稱“七子社”。

　　由于謝榛在詩壇上早已享有盛譽，還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詩學理論，所以他的詩學理論和批評，對詩社中人產生了一種引導作用，甚至是指導作用。李攀龍在《寄茂秦》詩中稱：“論詩到爾長。”（《滄溟集》卷六）這一點被后代的文學史家所肯定，如錢謙益說：（七子）“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謝山人榛”）朱彝尊也說：“七子結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于四溟。”（《靜志居詩話》卷一三）這種情形，在謝榛的《詩家直說》卷三中有詳細的記載：

　　予客京時，李于鱗（李攀龍）、王元美（王世貞）、徐子與（徐中行）、梁公實（梁有譽）、宗子相（宗臣）諸君召余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并李、杜二家，孰可專為楷范，或云沈（佺期）、宋（之問），或云李、杜，或云王（維）、孟（浩然）。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為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為純，去濁而歸清，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為可教也。”諸公笑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堂謂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這段話較為集中、全面、具體地體現了謝榛的學唐復古的詩學主張和詩學步驟，而且切實可行，便于效法。謝榛的詩學理論，對李攀龍、王世貞等人的這種“傳染”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是歷久彌新的。這一點，從其他六子后來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中，能夠非常明顯地看出來。

　　不久，謝榛又離開了京城，在各地漂游。他本來就是浪跡天涯的山人，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太久。這時，李攀龍在六子當中最年長，儼然成為一言九鼎的詩社宗主。王世貞《李于鱗先生傳》記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弇州四部稿》卷八三）

　　還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知什么緣故，李攀龍跟謝榛已經發生了齟齬。次年（1554），李攀龍竟然致書與謝榛絕交（《滄溟集》卷二五《戲為絕謝茂秦書》）。而王世貞等人都站在李攀龍一邊，交口詆毀謝榛，最后甚至把他在“七子社”中除名。比如王世貞在他的著名談藝之作《藝苑卮言》中，說謝氏的詩“丑俗稚鈍，一字不通”，卻偏要“高自稱許”，罵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語中罵人的話：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臉。謝榛有《雜感寄都門舊知》詩，說：“奈何君子交，中途相棄置”，就是為此而發的感慨。在謝榛看來，雙方交惡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曾經對諸子的詩作都做過直率的批評，而諸子不肯接受，也不能接受。實際上，這主要還是因為李攀龍、王世貞頭角漸露，聲望日高，他們幾個人又都是進士出身，怎能容忍身為布衣的謝榛成為詩社領袖呢？徐謂曾作《廿八日雪》為謝榛鳴不平：昨見帙中大可詫，古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為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乃知朱轂華裾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即令此輩忤謝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發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后來諸子與謝榛仍有來往，并時時提到他，雙方并沒有徹底絕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