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抒情賦。但它不是通過敘事來抒情，也不是通過寫物繪景來抒情，而是通過說理來抒情，使抒情寓于說理之中。因此也可以說它是一篇哲理賦，而且是中國辭賦史上的第一篇哲理賦。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在收錄這篇賦文前有這樣一段記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雄鸮稱鵩）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賈生既已謫居長沙，長沙卑濕，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這已經把寫作此賦的時間、因由和主旨說清楚了。它通篇都是作者與鵩鳥的問答之辭。當然，這只是一種假托。但通過這種假托，卻表現了作者貶謫后憂傷苦悶、憤懣不平的復雜心情。
　　賦文的第一段，就是作者所以寫作此賦的緣起。他以敘事的方式開頭，由鵩鳥入室、心生疑慮領起，很自然地把問題引到生死禍福上來，假借鵩鳥的“臆”，使筆鋒轉入說理。
　　鵩鳥入室，世俗認為是極不吉利的。而這只，不僅集于舍，而且還“止于坐隅”“貌甚閑暇”，更是一種不祥的征兆。賈誼謫貶長沙，政治上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心情是極為苦悶憤慨的。因此，遇到鵩鳥入室這樣的事，也自然就相信“占卜”了。占卜的結果是“主人將去”。這就更增加了他的疑慮。于是，他就自言自語地和鵩鳥對起話來，中心意思是要追問吉兇禍福以至生死的問題。這樣寫，于事、于情、于理都非常自然。賦作的巧妙新穎之處，正是在自然敘事之中反映出作者復雜細致的思想感情。應該說，這是作者極為新鮮別致的藝術構思。
　　鵩鳥的“所答”之意，可以分為前后兩部分。
　　前部分，主要說明客觀的萬事萬物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且是相互轉化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同門”，“吉兇同域”，其“沕穆無窮”，是不可“勝言”的。吳王夫差強大一時，不久就轉而為敗，越王勾踐即將滅國，可是轉而又稱霸于世。李斯榮貴一時，最后慘死于“五刑”；傅說出身卑賤，后來卻榮為國相。可見生死禍福、貴賤榮辱，是自然命運的安排，是“不可預慮”“不可預謀”“不可說”的。所以，作者想讓鵩鳥把“淹速之度”“語予其期”是不可能的，鵩鳥只能“回答”他說：“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期？”從文章結構上來說，使前后照應了起來。
　　后部分，是前部分說理的進一步深化和升華。既然萬物變化，不可預知，那么個人如果遇有吉兇禍福之事應該怎樣對待呢？這部分里，作者濃筆重意，集中讓鵩鳥講了要“知命不憂”的道理。它把天地之間比作一個熔爐，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自然的“造化”，“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因而，“忽而為人兮”，不足珍愛；“化為異物兮”，也不值得憂慮。它不厭其煩地舉出各種不同人物對待世俗的各種不同態度，明確地指出小智、貪夫、烈士、夸者、品庶、愚士、眾人等等，都不過是為財物、名利、權勢以及生命所累，終日奔走西東，絲毫不懂變化之“道”。相反，達人、大人、至人、真人、德人等等，卻能做到“達觀”“不曲”，“遺物”“無累”，“恬漠”“自喪”，“釋智遺形”，因而能夠“與道俱”“與道息”“與道翱翔”。它奉勸作者要“養空而浮”“知命不憂”，所以對于鵩鳥入室，也就不足以疑慮了。這樣，又進一步回答了作者提出的問題，依然照應了前文。
　　應該指出，作者提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人們對于某些吉兇禍福之類的事情發生，應該采取豁達大度的態度，從發展變化的辯證觀點上去看待它，這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把這種發展、變化以至轉化，想象到神妙玄測、不可捉摸的程度，那就陷入到不可知論的泥坑中了。表面上它“未始有極”，“不可說兮”，實際上只要我們認真對待，加以客觀地分析和研究，還是可以找出它的特點和規律的，也是可以“預慮”“預謀”的。如果由于“命不可說兮”，而要人們“釋智遺形，超然自喪”，以至“縱身委命”“與道翱翔”，那就變成無所作為、甘愿做“大鈞”奴隸的宿命論者了。可見，作者從自己貶謫后苦悶憤慨的心情實際出發，而最后落腳到老莊之道的“一是非”“齊生死”的態度上來，顯然是消極的，是時代環境和世界觀的局限所在，是我們不能汲取和贊同的。
　　作者所以這樣抒寫，是由他所處的具體環境條件決定的。他身遭不幸，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生活有著憤懣的不平之氣，但他又無能為力。憑個人的想象和愿望無法改變自己的具體處境，自己良好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與實際存在的現實生活，又發生著強烈的矛盾，因此，人生的探索，哲理的思考，感受的沖擊，命運的安排，都一股腦兒地淤積在他的心頭。在無法擺脫的情況下，他只有采取“縱身委命”的消極態度來自遣自慰，也就是《史記》所說的“為賦以自廣”。其實，從賈誼一生的思想和言行來看，他也不是甘愿這樣做的。所以，這種復雜的思想情緒，只不過是他懷才不遇而又無可奈何的痛苦、悲愁、憂憤、哀怨的思想反映罷了。
　　全賦以四言詩句為主要表現形式。作者學習楚辭的某些手法，采取了擬托的問答體，而“答”文又是賦文的主要部分。在具體抒寫時，他充分使用了想象力和聯想力，把大自然的變化莫測和命運的不可捉摸寫得活靈活現、幽深玄妙和精微至極。他不完全抽象說理，而是采取引史實、作比喻來進行證明，說明他對客觀事物有著相當精細的觀察和理解。他對在變化莫測的世俗生活中各種人物的心理、態度和言行，進行了極為細致的揭露和描繪，說明他看穿了人生，以至產生了憎惡，其思想是相當深邃的。賦的語言，雖然多是四言詩句，但不臃腫、不板滯，從不規則的押韻和不斷調換韻腳中，顯示出文字的活脫來。隨著感情的變化，他時而描寫，時而陳述，時而提問，時而反詰，因而通篇都在說理，而卻沒有抽象難懂的道學習氣。相反，有時寫得激烈奔放，有時寫得平靜安適，字里行間不乏流暢而又跌宕的風采，沒有后來事類大賦那種臃腫、艱澀、堆砌、浮麗的毛病。所以，它應該是中國早期辭賦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