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融，唐代詩人。字子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吳融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卒于唐昭宗天復三年（903），享年五十四歲。他生當晚唐后期，一個較前期更為混亂、矛盾、黑暗的時代，他死后三年，曾經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也就走入歷史了，因此，吳融可以說是整個大唐帝國走向滅亡的見證者之一。

　　吳融從僖宗咸通六年（865）開始參加科舉，一直到龍紀元年（889 ）才中舉，當時他已經四十歲了。登第之后的吳融仕途并不順遂，先是隨韋昭度入蜀平亂，無功而返；回到朝廷曾官至侍御史，又遭人讒言，遭貶荊南；干寧三年（896）才被召回京城，任禮部郎中，后入充翰林學士，官至中書舍人，天復元年（901 ）不幸遇上朱全忠犯上作亂，致使吳融逃出京城，流落閿鄉；天復三年（903）才再度被召回任翰林，遷承旨，最后卒于任翰林承旨一職任上。觀其一生，宦海浮沉，幾度受到重用，旋即被貶或流落他鄉，這與晚唐動蕩不安的政局，有很大的關聯，混亂的政治局勢，導致吳融漂泊一生，也造就了他矛盾憂郁的個性，以及籠罩著淡淡哀愁的詩歌。

　　唐末的政治在朋黨、宦官、藩鎮同時危害之下，在位君王又多半年幼昏庸，天災、兵禍不斷，社會各種亂象、弊病叢生，對晚唐衰頹國勢的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也在繁重的賦稅壓力下，更顯艱困。民不聊生的慘況，加上政治社會的亂象，對一向細膩敏感的詩人是很具影響力的，面對政治上種種亂象的無力感，讓詩人們以詩筆表達胸中不滿的情緒，以詩直陳社會亂象激憤直切者，希望發揮積極諷諫的效果；消極失望者則將關心的焦點射向自身，或縱情聲色或避世遠禍，詩風則呈現輕巧綺麗或淡泊凄清；更有一群詩人，長期接觸低下階層民眾，深知民間疾苦，自身又長年貧病交迫，詩作多奇險寒狹之風。除了政治、社會與文壇風氣影響之外，與朋友的交游，往往也會影響一個人，吳融所往來的朋友，除官場上的長官、同僚之外，還有許多著名的詩人，這些詩人如釋貫休、皮日休、陸龜蒙、方干、韓偓等，對吳融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吳融詩歌所呈現的風貌，是豐富而多元的，他既有直指當世的諷刺之作，也有紙醉金迷的艷情之作，更有崇尚淡泊閑適或寒狹僻澀之作。吳融的詩歌創作題材，大致可分為「寄贈酬答」、「登臨游旅」、「詠人詠物」、及「個人抒懷」四類，雖然各種題材都呈現不同的內容，表達不同的主題思想，但最特別的是，無論何種題材的創作，都多少表達了吳融在仕與隱之間的矛盾，這種左右為難的情緒，與晚唐混亂矛盾的社會，形成一種奇特的兼容現象。而吳融的藝術表現一如他的詩歌，呈現多元的寫作風貌。在體式上，吳融主要創作近體律絕，其中又以七律為最，他同時兼擅各體，但數量不多；在聲律方面，吳融對于平仄、用韻的要求相當精細，著重聲律與詩歌內容的相輔相成，使得音節和諧雅正；在用典方面，吳融無論用事、用辭，經常援引經史，卻又無陳腔濫調之失，反而能收曲折達意之功，同時能以明用、暗用、活用、反用等方法，使詩歌雖用典而不板滯；在修辭表現上，能運用迭字、色彩、對仗等手法，配合視、聽等感官，使詩歌細膩而鮮活的呈現讀者眼前。然歷來學者對其評價不高，多囿于對晚唐詩氣格卑弱，無風騷氣的成見，或認為其為亡國之音，不值一談，甚至針對吳融極少數的艷麗之作，評其靡麗，凡此種種，所論不公。吳融以其獨特的詩筆，反應現實，抒寫心志，在時代一片衰颯、靡麗之音中，仍不愿逃離現實，不忍棄苦難中的百姓而去，以至于處處表現矛盾、猶豫、哀傷、憂郁、淡泊等情調，而這樣的情調與晚唐的時代氛圍是非常相似的，如此多面相的反應時代特色的詩家，豈能簡單的用「綺麗」二字評定其不足為論，而將吳融摒棄在晚唐詩歌研究之外呢！更何況吳融部分句式參差，語言俚俗淺白的一類詩作，極有可能是宋、元以降，詞曲創作師法的源頭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視。總之，吳融生在唐末亂世，詩歌也反映了整個時代風貌，作為一個從唐末接軌至宋元的橋梁式人物，絕非「綺麗」二字足以道盡，將吳融放在文學的歷史長河上，就能看到他在文學史上具有無法取代的地位及價值。

時代背景　　唐朝自安史之亂后，即一蹶不振，到了晚唐正是最復雜、最矛盾的時期，先后有牛李黨爭、王仙芝之亂、黃巢之亂、李克用、朱全忠等攻掠諸州。吳融生當晚唐后期，處境較前期更為混亂，前期還有所謂的「會昌之治」（841-846）、「大中之政」（847-859），雖是曇花一現，當時的知識分子仍有力挽狂瀾，恢復大唐盛世的志向。吳融生當宣、懿、僖、昭四朝，經歷了揮霍無度的懿、僖二朝，二帝沉于逸樂，不思國政，導致宦官專權，藩鎮為禍越烈，即使后來的昭宗有心力圖振作，也難以挽回頹勢，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終究難逃滅亡的命運。

社會背景　　晚唐的社會極其混亂，由于藩鎮割據，連年征戰，農田荒蕪，經濟蕭條，人民流離失所，生活艱困，但地方官吏仍逼迫人民繳交繁重的賦稅，官逼民反的結果，使得人心思變，一旦有人登高一呼，人民便群起反抗，民亂由是而生。甚至連軍隊都時有叛變，殺主帥以自代，自稱留后的。連象征國家的軍隊都出問題，顯示了國家整體的基礎已岌岌可危。

詩壇背景　　晚唐的詩壇，是個藝術光芒煥發的時代，近體詩發展至此，已臻成熟，詩人寫句屬對，無不精工細致，舉凡平仄、押韻、用典、煉字，無不精巧。詩歌藝術之美發展到極高的境界，但是或因詩人才力不足，使得詩歌易流于詞藻的堆砌；或為了平仄、押韻的需求，字句間顯得連結性太弱，過于牽強，詩歌變得精雕細琢，卻了無生氣。也由于大時代的動亂，宦禍、黨爭、藩鎮，消磨掉詩人救世的情志，在無力回天之余，晚唐詩人不再具有盛唐詩人的豪邁瀟灑，也失去了中唐詩人勇于抗爭的革命精神，他們轉而關心自身，或消極避世，或縱情歌酒，因此后代評論家多不重晚唐詩，鄙其氣韻卑弱。　　然仔細的分析起來，晚唐雖無足以引領詩壇走向的詩界泰斗或文學集團，但晚唐詩風仍可大致區分出三條主要的創作趨向：一是承襲元白一派，詩歌內容強調描寫社會現實，指陳時弊，文字傾向通俗淺顯的創作趨向；二是承接溫李一派，有著唯美文學傾向，著重麗藻華辭的創作趨向；三是繼承韓孟姚賈一派，用字奇僻，表達寒苦情狀的創作趨向。而這三種創作趨向，在晚唐各家的創作中，往往是交錯復雜的。于吳融而言亦是如此。

　　吳融對于詩歌的思想，最直接的表現在他為貫休所寫的〈禪月集序〉中，全篇序文大致前半敘寫他對詩歌的看法，后半描述貫休行止以及他與貫休的交誼，其文曰：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茍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生于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為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敘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于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為善矣。國朝為能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后白樂天為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為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為廣大教化主，不錯矣。至于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為第一流，而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 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于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于教化？（后略）　　綜合此段文字所述，可以整理出吳融于詩歌有三個重要觀念：

重頌詠諷刺之道　　從吳融的三百零一首詩歌創作中，可以發現表現頌詠諷刺之道者，幾乎在各種題材中，皆有出現。如前文「寄贈酬答」一類提到的〈赴闕次留獻荊南成相公三十韻〉、〈寄尚顏師〉、〈贈方干處士歌〉等詩，皆是實踐「善善則頌詠之」的作品，如〈贈蛖光上人草書歌〉“篆書樸，隸書俗，草圣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蛖光，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流三五行。摘如鉤，挑如撥。斜如掌，回如斡。”在「登臨游旅」一類中更是不乏批評、諷刺之作，如〈金橋感事〉一詩，就是他對朝廷錯估情勢，輕率用兵之事，委婉的表達批判之意，也透露出他希望與外族和平共處的反戰思想；其它如〈華清宮二首〉、〈華清宮四首〉所表達的諷刺之意，更為強烈，如其〈華清宮四首〉之一：　　中原無鹿海無波，鳳輦鸞旗出幸多。今日故宮歸寂寞，太平功業在山河。　　詩中提到帝王出幸，實是諷刺安祿山亂起，明皇偕貴妃倉皇奔蜀，而晚唐僖宗也曾因黃巢之亂奔蜀，相似情境的重復上演，今昔對比，使得吳融的諷刺更加真實而深刻。 而「詠人、詠物」類中，〈平望蚊子二十六韻〉、〈賣花翁〉等詩，也都隱含深刻的諷刺，如其〈風雨吟〉詩云：　　官軍擾人甚于賊，將臣怕死唯守城。又豈復憂朝庭苦弛慢，中官轉縱橫。李膺勾黨即罹患，竇武忠謀又未行。又豈憂文臣盡遭束高閣，文教從今日蕭索。（后略）　　詩中對于官逼民反，將臣怕死，宦官亂政，朋黨為禍表達了他最深的憂慮，又對于忠良不行，文教不興的情況感到憂愁。 詩歌表現諷頌之道，可上追至《詩經》的傳統，吳融又特重「風雅之道」，顯示吳融具有儒家的宗經思想。在這樣的價值思想體系之下，又適逢晚唐的紛亂，吳融的詩歌確實能夠切合「善善則頌詠之，惡惡則諷刺之」的思想，表現相當搶眼。

尚實用教化之功　　吳融強調詩歌諷上化下的實用價值，顯示他重視詩歌實用教化的功能，他重頌詠諷刺之道。而他在〈禪月集序〉中，提到白樂天的「諷諫五十篇」即指樂天的〈新樂府〉五十首，吳融美其為「一時奇逸極言」，這類諷刺的作品，正是白樂天自己最為看重的部分，吳融更同意張為將樂天列為「廣大教化主」，顯示吳融對于樂天詩歌能夠實現教化大眾之功能的贊賞，更有仿效樂天之作，如吳融的〈賣花翁〉一詩對富貴人家壟斷春色的批判，正是模仿樂天〈新樂府－賣炭翁〉的題目和立意而作，內容則效樂天〈秦中吟十首－買花〉，且諷刺更為曲折委婉，卻又直指重心。為了實現教化群眾的功能，詩歌的俚俗、白話是很重要的，吳融雖有尚實用教化的想法，也確實作有不少諷刺味道濃厚、具實用價值的詩歌，但若以詩歌語言來衡量其教化大眾之功效，吳融恐怕是微乎其微的。在其近體詩中，語言是相當雅化的，其著重聲律、用典等藝術表現技巧，是跟隨著晚唐文壇唯美文學風格而走的，詩雖不濃艷，卻十分的文人化，他與羅隱、杜荀鶴、聶夷中等人一樣生逢亂世，一樣內心矛盾痛苦，不同的是羅隱等人詩尚俚俗質樸，作品多激憤淺切而吳融作詩偏好典雅精工，表現出較多凄惻哀婉的情調，因此，實用教化的功能是較不明顯的。但這并不表示吳融全無語言淺白之作，其古體詩有些作品或字句的使用，就表現了俚俗淺白的風格，如〈首陽山〉：　　首陽山枕黃河水，上有兩人曾餓死。不同天下人為非，兄弟相看自為是。　　遂令萬古識君心，為臣貴義不貴身。精靈長在白云里，應笑隨時飽死人。　　此詩用字平淺，無令人難解的用典或譬喻，直陳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事。「上有兩人曾餓死」、「應笑隨時飽死人」兩句，更是白話得不能再白話了，全詩借首陽山詠懷古人古事，表達為人臣者，當有貴義不貴身的精神。又如上文所引〈贈蛖光上人草書歌〉云：「篆書樸，隸書俗，草圣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蛖光，紫毫一管能顛狂」，以及〈贈廣利大師歌〉：「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之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為志者何人，今日得之于廣利。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云云，皆是用字簡單，語句淺白之作。　　作為一個儒家色彩濃厚的詩人，儒家強調圣人教化的思想，對吳融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正因為儒家的政治教化、經世濟民思想，讓吳融在面對江河日下的晚唐國勢時，始終沒有逃離，最后卒于翰林承旨任內。

重實斥詭怪之風　　吳融在〈禪月集序〉中，又表示了對李賀「刻削峭拔飛動文彩」及「洞房蛾眉神仙詭怪」詩風的不滿，他認為「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于事」，作詩亦然，怎能無關乎教化，因此，對于李賀「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床。一編香絲云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這樣靡麗香艷，又或者如「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這樣神仙鬼怪之詩是十分排斥的。吳融較常表現的是個人的鄉愁旅思，其詩寫來淡泊清疏，含蓄的吐露凄涼的韻致，如〈雨后聞思歸樂二首〉其一：　　山禽連夜叫，兼雨未嘗休。盡道思歸樂，應多離別愁。　　我家方旅食，故國在滄洲。聞此不能寐，青燈茆屋幽。　　全詩以聽覺的描寫為主軸，寫吳融旅途中聽聞山禽、細雨以及思歸樂，思鄉的愁緒就在這一連串聲響的催化下涌現，使他徹夜難眠。又如〈忘憂花〉：　　繁紅落盡始凄涼，直道忘憂也未忘。數朵殷紅似春在，春愁特此系人腸。　　此詩用忘憂花為題，卻寫滿腹愁腸，吳融的愁思，就在這強烈的對比中，傾泄出來。由此看來，吳融是多愁的，他對于身世飄零，報國無望的悵恨，反映在詩歌上，是將視野收束到自身以及身邊所見所聞的小天地，在這個小天地中，他表現凄涼、淡泊、自嘲、矛盾等情緒。不似李賀因功名不遂又多病苦吟，詩歌表現進入「鬼境」。 然吳融自己或因與創作「香奩體」的韓偓同榜，又曾同任翰林，又或許受文壇唯美風氣影響，也有一些較為艷麗的作品，如其和韓偓的〈無題〉三首、〈倒次元韻〉等。另外如〈賦得欲曉看妝面〉詩云：　　朧朧欲曙色，隱隱辨殘妝。月始云中出，花猶霧里藏。　　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轉入金屏影，隈侵角枕光。　　有蟬隳鬢樣，無燕著釵行。十二峰前夢，如何不斷腸。　　描寫清晨目睹女子前夜未卸的妝容，這種閨房繡閣才會有的旖旎景象，與「香奩體」是同調的。但是吳融的這類作品不到十首，數量相當有限。歷來論者多將吳融與韓偓、唐彥謙并舉，認為其詩風偏于綺麗，此論顯然有欠公允。另外，從其交游中，也不難發現他重視文學當為現實服務的觀念，其所往來者諸如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人，對于詩歌都是主張揭露社會黑暗、直陳時弊的，詩歌表現更是尚俚俗、質樸、淺切，而且對政治社會批判的態度，比吳融有過之而無不及。再看到吳融的詩歌，其用典常援引《詩經》、《史記》、《左傳》等書，可以推知其思想以經、史為主軸，而經學與史學又是最直接為封建政治服務的兩大部門，因此，吳融強調詩歌的頌詠諷刺、現實教化功能，也就不難理解了。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知道吳融是一個繼承傳統儒家思想的文人，認為詩歌要具有「歌頌」及「諷刺」的兩個作用，以反映國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和人民的生活疾苦，實現諷上化下的社會功能。也因此他反對脫離現實的神仙鬼怪、浮絕綺艷之作。

　　吳融詩歌在題材上，呈現一個多元的面相，他有極其深刻諷刺的作品，也有極為輕淺浮靡的作品，更有許多悲秋傷春之作。其詩可以用「矛盾」二字加以概括。矛盾的情緒反映在他的詩歌上，使他的詩歌呈現多種樣貌，他為詩主張頌詠諷刺，實現教化，但是他批判諷刺、直陳時弊的作品，與同樣有這這樣觀念的羅隱等人相較，數量上卻略遜一籌，語言的淺切與尖銳也遠遠不及他們；說他詩風浮靡綺麗，與韓偓香奩體相較，吳融又不似韓詩軟玉溫香，露骨的表達男歡女愛；說他沖淡閑遠，他其實放不開他給自己背上的包袱，不如司空圖來的曠達。《四庫總目》說他「閑遠不及司空圖，沈摯不及羅隱，繁富不及皮日休，奇辟不及周樸」，就是這個道理。 而「矛盾」正是晚唐的時代特色之一，君臣的矛盾、臣與臣之間的矛盾、期望朝廷約束藩鎮又不希望戰爭的矛盾、仕與隱的矛盾等，吳融的詩歌就是這多重矛盾之下的產物。他以直切的筆諷刺時政，以清麗的筆寫個人情懷，以精巧的筆吟詠事物；他所以名聞當時，成為同輩謁之如先達，甚至在其遭逢貶謫時，仍有人向他行卷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各體兼備，表現不俗，更與整個時代脈動相合，足以成為時人師法的對象，這也正體現了他的詩歌無可取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