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古語的核心在于說明環境對個體，尤其是對賢德之人的巨大制約作用。“奔車之上”和“覆舟之下”是比喻國家或社會陷入混亂、危亡的境地。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都成問題，更談不上推行仁義道德。孔子（仲尼）代表的是需要穩定環境來傳播教化的智慧，伯夷代表的是需要起碼道義基礎才能堅守的氣節。韓非子借此論證，不能空談道德，必須建立強大的法制（“車”有韁繩，“舟”有舵）來創造安穩的秩序，這才是賢能之士出現和發揮作用的前提。它告誡統治者，欲求賢才，必先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