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為秦國建立“王業”的目的出發，就秦國當前的主攻方向問題，張儀與司馬錯展開爭論。辯論雙方在論證各自主張時，都緊扣“利弊”二字，闡明自己的觀點。

　　張儀力主“伐韓”。出兵三川，進逼周室，“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一舉稱霸，功大利近。他描繪的前景，頗為誘人。正面論證伐韓之利后，再從反面論證伐蜀之弊。蜀地偏僻，戎狄之長，荒遠貧瘠。勝了，“不足以成名”；取地“不足以為利”。無名無利，且“敝兵勞眾”，其弊大矣。

　　司馬錯主張“伐蜀”。先以“不然”二字斬釘截鐵地否定了張儀伐韓的主張。然后正面立論，指出建立“王業”的三個前提條件：地廣、民富、德博。而秦國的現實則是“地小民貧”，“地小”則需廣地，“民貧”則需取財，欲“德博”則需樹美名。基于當時的客觀現實情況,應先選擇易于成功的事做。接著從正反兩方面進行縱深論述，一一揭示伐蜀之利，攻韓之弊。先論伐蜀的有利條件：“西僻之國”，“戎狄之長”，“桀紂之亂”，伐蜀適逢其時。既有攻伐的口實——“禁暴止亂”，又有必勝的實力——如“狼逐羊群”。終言其利：取地、得財、獲美名，一石三鳥，何樂不為?然后從反面揭示伐韓之弊，不僅得惡名、無實利，還可能使秦處于被動危險的境地。對周、韓、楚、魏四國的政治交易與聯合抗秦，雖屬推論，卻切近事實。伐蜀“易”而有利，伐韓“危”而多弊，立論堅實，分析透辟，很有說服力。

　　二人的論辯風格大相徑庭：張儀蹈空踏虛，高談闊論，詞語華美，聳人聽聞，頗具誘惑力；而司馬錯則沉著冷靜，注重實際，不以放言高論蠱惑人，而是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張儀縱橫家的風采與司馬錯務實政治家的風范，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